中科院专家论文美国农业模式不适合中国

中国粮食安全的出路在于生态农业

蒋高明本文发表于中国战略研究会主编《战略与管理》,年第1期,第41-54页

一、中国粮食生产的基本国情

近几年,笔者到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甘肃、辽宁、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四川、广东、海南等地实地考察后,我对当前我国粮食安全问题非常担忧,甚至心焦。我国大陆30个省市自治区中,有50%的省份粮食不足。其中海南、青海、福建、浙江、上海、北京等等自足率只有12%-56%,粮食真正富裕的只有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南等少数省份,自给率%-%;而甘肃、宁夏、江苏、湖南、四川等刚好够用(自给率%-%),几乎无粮可调。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粮食危机,如果处理不好,这个危机可能会引发社会动荡。

目前的中国,在粮食生产与消费上,存在下列现实问题:

一是人多地少,耕地资源严重不足。我国耕地面积在世界上排第四,仅次于美国、俄罗斯和印度,但是咱们国家人口太多,平均到每个头上,拥有耕地才1.4亩,还不到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50%。加拿大,人均耕地是我们的18倍,印度是我们的20倍。我国人均土地面积在世界上多个国家中排位以后,耕地面积排在位以后。目前中国已经有个市县的人均耕地在联合国确定的人均耕地0.8亩的警戒线以下。全国的耕地面积已经下降到18亿亩,人多地少的矛盾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越来越突出。

二是农民逐步失去种粮积极性。农民种地成本高,而粮食价格低廉。以山东农村种植小麦玉米为例,化肥、农药、除草剂、机耕、浇水、收获、种子等种地成本每亩元,山东中产田小麦玉米大约都是-斤/亩(不计人工成本)。如遇天旱、化肥、农药、地膜涨价,收入只有-元。山东一带种两季只收一季,远不如出去打工一个月挣得多,而据袁隆平测算,湖南一带农民种水稻的净收入只有四五元!上世纪70年代,山东一带小麦玉米周年产量即突破斤/亩,可收入人民币元。那时候的元人民币若以黄金购买力计算,值今天的2.7万元!

三是地力下降。由于种地不挣钱,农民就不好好伺候土地。传统的精耕细作方式被无情抛弃,转而依赖化肥、农药、农膜、除草剂,造成地力严重下降。农田、果园、菜园大量使用农药,农田里到处充满杀机,害虫越杀越多,益虫益鸟越来越少。由于地力下降,我国粮食单产最近8年几乎没有显著增长,但化肥施用量却增长了40%,每公斤化肥生产的粮食不足19公斤,每公斤化肥生产效率正以少产1公斤粮食的速度下降。这一趋势正说明,中国耕地不是缺化肥,而是缺有机肥和土壤生物多样性。

四是耕地撂荒,种植面积无法保证。由于粮食便宜,即使产量提高,也不能给农民带来实惠。聪明的江南农民已经让土地撂荒,够自己吃就行,没有心思为城里人生产粮食。湖南、湖北、江西、浙江、江苏、广东、四川等地撂荒现象越来越严重。另外,全国各地大搞房地产开发和工业开发,屡屡冲击18亿亩耕地红线。地方政府以“占补平衡”名义占用良田,但换回来的几乎都是劣质农田,这使有效的粮食播种面积大打折扣。

五是粮食进口对中国农业生产冲击很大。一方面农民种地积极性下降,粮食生产能力先天不足,另一方面大量进口粮食与油料作物。年,我国从美国、巴西等国家进口了万吨粮食,包括大豆、大麦和高粱。其实,我们的粮食安全底线早在年就已突破,那一年我国进了万吨转基因大豆、万吨转基因玉米、万吨小麦、万吨大豆油、万吨棕榈油。进口的粮食,加上进口油料作物和油料折合粮食,共高达1.39亿吨,占当年中国消耗量的19.2%,大大超越了10%的安全警戒线。粮食大量进口与官方宣称的粮食“十一连增”不是相吻合的。

六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靠吃毛泽东时代的老本过日子。以农田水利设施为例,我国农田水利骨干工程大都建于20世纪50—70年代,到目前,水利设施出现老化损坏现象非常严重,又缺少维护和修建,一些农田水利设施已无法发挥应有的抗旱、排洪和灌溉功能。据水利部门调查,全国大中型灌区工程配套率仅70%,骨干工程完好率仅50%,骨干渠道病险段达30%,斗渠以上的闸涵桥等建筑物完好率仅50.1%,大中型排灌泵站完好率不足60%。导致耕地的有效灌溉面积每年减少万亩。

七是粮食大量浪费。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加上粮食与副食品价格与其价值严重脱钩,再加上长期以来农业重数量,轻质量,农产品质量不断下降,廉价的食品逐步与垃圾联系在一起,浪费了也不心疼。在6年至8年经过对大、中、小三类城市共桌不同规模的餐桌中剩余饭菜的蛋白质、脂肪等进行系统分析表明,大致推算,中国7至8年一年仅餐饮浪费的食物蛋白和脂肪分别是:万吨和万吨。有人依据餐饮浪费的蛋白、脂肪、碳水化合物、矿物质和维生素综合推算,中国消费者仅在规模以上餐馆的餐饮消费中,就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一年的口粮!我国已经逐步进入餐饮消费大国,特别是节假日,亲友聚会和公务接待时浪费问题更为突出。有专家预算,如果加上集体食堂浪费、个人和家庭的食物浪费以及粮食储藏和运输过程中的浪费等,全国每年浪费的食物总量估计可养活25到3亿人!从这层意义上看,我们大量进口的粮食,在餐桌上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垃圾,这样的现象真令人触目惊心。

二、转基因农业的风险

在农业产能形势恶化的情况下,粮食产量多年“连增”很值得怀疑。粮食生产的规律是“一丰一欠二平”,连续多年粮食丰收就不符合农业规律了。还有一个蹊跷的地方就是我国进口粮食的力度在随着粮食产量增加而加强。仅小麦、玉米、大豆的进口量就由4年的万吨升至年的万吨,进口量增加%,这还没有将进口的油料折合粮食在内。与此同时,我国的粮食总产量(包括谷物、豆类、薯类)从4年的万吨升至年的万吨,增加仅29%。可见,粮食进口量的逐年增加,而且力度逐渐增强,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着粮食“十一连增”。

我国当前的农业基本上是一盘散沙,是在吃过去的老本。粮食危机正如冰山下的一角,徐徐袭来。中国该如何应对这个危机呢?不少专家和企业都在呼吁搞转基因,只有一少部分人像笔者这样建议搞生态农业。到底哪条道路才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光明道路?笔者认为,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贸然将转基因技术应用于农业,将会给我国的食品安全、生态系统、粮食战略带来极大的危险。这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一)转基因与食品安全

转基因技术是一项高科技,作为科研力量储备,我们应当大力支持对它的研究。但若要将其应用于人命攸关的粮食生产,就一定要慎之又慎。过去20多年来,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过。尽管许多专家声称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可以放心食用,但他们并不能确定长期食用转基因食品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事实上,由于人类认识的相对性,在食物中使用某种技术的效果如何,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看得清楚。而在此之前,任何对其安全性的承诺或担保,都是极度不负责任的。例如,苏丹红最早被誉为人类的新发明,但现在向食品里添加苏丹红是犯罪行为,而家喻户晓的三聚氰胺刚是作为科技进步二等奖流向社会的,直到数千名孩子的生命健康受到致命影响时,人们才认识了这个杀人的化学名字。尽管人类科技发展迅速,但人类对基因的掌控力还远远达不到随心所欲的地步。轻易地将不同源的基因整合在一起,是否会带来严重后果,尚需要长时间的检验。这不是由几期动物实验的结果就可以轻易下结论的。至今孟山都公司从未提出任何人体食用转基因食品无害的直接证据。我们知道,新药研发尚且需四期的临床人体试验,而转基因食品却因一句轻飘飘的“国际规定,食品不必进行人体试验”或“实质等同”而轻松过关,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关于转基因粮食的食品安全问题,一个具体的争议是,转基因Bt蛋白是否对人体有害?根据我国转基因专家的说法,我国对转基因作物安全的评价是非常严格的,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那么,这个“苛刻的”评价到底是什么呢?仅仅是一项进行了7天的Bt蛋白的“急毒试验”而已!就是直接拿Bt蛋白给小白鼠灌胃,剂量是每公斤小白鼠灌5克Bt纯蛋白,结果表明小鼠无中毒表现。由此,他们得出结论,获得安全证书的“华恢1号”,稻米中的抗虫蛋白含量≤2.5微克/克,要达到5克/千克(抗虫蛋白与体重的比率)的接受试验的剂量,体重60公斤的人需要吃吨稻米。也就是说,按照这个实验结果推理,如果按照每天吃克稻米计算,一个成年人即使吃‘华恢1号’转基因稻米年应该是安全的。然而,上述水稻安全实验都是在假定状态下的实验。小鼠Bt蛋白灌胃实验,和一个成年人甚至是孩子天天吃含有Bt蛋白的稻米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用老鼠的体重机械地推向人的体重,并由此判断一个成年人吃年的转基因水稻也不会有安全问题,也是非常武断的。事实上,科学研究表明,对昆虫细胞有毒性的Bt蛋白,可以导致HL-60等人类细胞的凋亡。这充分证明了,Bt蛋白对人类是有潜在毒性的。因此,转基因粮食的安全性必须被重新评估,否则将导致严重的后果。

(二)转基因与生态系统健康

生态系统是指在自然界的一定的空间内,由生物与环境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所形成的在一定时期内处于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状态。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任何环节遭到破坏都会危及到整个系统。将转基因技术应用于农业,将会给生态系统带来一场灾难。

首先,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一方面,转基因生物对非目标生物产生危害。释放到环境中的抗虫和抗病类转基因植物,除对害虫和病菌致毒外,对环境中的许多有益生物也将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导致一些有益生物死亡。最近国外发现蝴蝶、蜜蜂等物种因转基因农作物种植出现种群下降趋势。更严重的是,在种植具有抗虫和抗病类的转基因作物时,人们便会更加毫无顾忌地使用除草剂、杀虫剂,从而将转基因作物以外的物种一概杀灭,从而造成农田生态系统物种失衡。另一方面,用转基因作物抗草、抗虫容易引发目标杂草、目标害虫的变异,从而产生更加难以清除的“超级杂草”、“超级害虫”。如此一来,就需要喷洒更多的农药,对农田和自然生态环境造成更大的危害。

其次,对土壤肥力的影响。土壤肥力是影响农业生产效率的重要因素。而在影响土壤肥力的诸多因素中,土壤微生物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是土壤活性的具体体现。土壤微生物在有机质形成和降解、营养物质的矿化与固定、土壤结构的改善、植物病理的调控等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种植转Bt基因作物后,土壤中一些功能性微生物数量及活性下降。转Bt基因棉与传统棉相比,在苗期土壤根际细菌多样性的相似度只有74%~77%;在蕾期和花期,相似度只有58%~60%。在印度种植了转Bt基因棉花的土壤里,放线菌数量减少了17%,其它有益微生物的数量也减少了14%;在我国种植转基因抗虫棉10年的土壤里,固氮菌的数量显著降低,对照为17%,转基因棉为11%,下降了35%左右。另外,种植转基因作物还对土壤动物群落发生影响,造成土壤动物结构与功能发生改变,所有这一些,都对土壤肥料产生重大的影响。

最后,对水环境的影响。年9月,美国科学家发表于权威杂志《美国科学院院刊》上的研究发现,美国中西部玉米带周边很多河流都受到转基因玉米毒蛋白的污染。美国有超过85%的玉米通过转基因技术驱虫或抗除草剂,转基因玉米可以驱赶玉米螟,还能产生一种具有杀虫功能的Cry(12A)b毒蛋白。在玉米地周边米以内的河流中,科研人员在植物残屑中检测到这种毒蛋白;在抽样调查的条河流中,86%的河流中有玉米叶、壳、秸秆或谷物穗轴;13%的河流含有可检测出的Cry(12A)b蛋白质。

转基因农作物另一最大用途是杂草防治。像美国那样的国家已经远远抛弃了精耕细作农耕法,对于杂草是利用除草剂来控制的。抗除草剂作物的最大问题是草甘膦残留问题,这样的食物安全吗?年9月21日,法国凯恩大学通过为期两年对只实验鼠进行试验,发现用抗草甘膦玉米NK,容易患肿瘤及内脏损伤。当试验进行到第14个月时,对照组的实验鼠没有一例发现患癌,而在被喂食含有NK和草甘膦除草剂饲料的组别中,有10%到30%的实验鼠患上了肿瘤。试验进行到第24个月,在所有喂食含有NK和草甘膦除草剂饲料的组别中,50%到80%的实验鼠长了肿瘤,而且平均每只长的肿瘤多达3个。

转基因对健康的影响早已引起了医学机构的注意。早在9年,美国环境医学科学院就正式宣布:转基因食品严重危害人体健康。该院就发表研究报吿称:“一些一.

除了对食品安全和生态系统造成潜在威胁外,大面积推广转基因作物——尤其是那些跨国公司控制的转基因作物——将会对中国粮食生产主权乃至粮食安全产生重大影响。如果控制不好,将动摇中国粮食安全的根本。

不妨以阿根廷和巴西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年以前,阿根廷传统农业还有很大优势,粮食安全基本能够保障,无需政府进行农业补贴。然而,转基因大豆引入该国后,传统农业几乎毁于一旦。小扁豆、豌豆、绿豆等种植田地几乎全部被转基因大豆占据。2年,孟山都转基因大豆占据了阿根廷大豆总种植量的99%。由于盲目实行“拿来主义”,阿根廷忽视了自身的科技研发,当发现本国粮食安全根本已被转基因大豆动摇后,想放弃转基因作物却为时已晚。一家转基因跨国公司造成一个国家的粮食生产主权丧失,这并不是耸人听闻,阿根廷已是明证。但转基因巨头并未就此止步,而是继续在全球实施其转基因技术的扩张计划。巴西长期拒绝使用转基因技术于农业,但相关公司通过不正当手段,得以在该国大面积种植转基因作物,而后对政府施加压力。由此,巴西的传统农业也岌岌可危。

在成功征服阿根廷、巴西以后,转基因巨头开始全面进军中国农业,因为中国市场存在巨额商业利益。美国农业部计划以孟山都、杜邦等生物公司为先遣部队,在中国进行攻关活动,推销其转基因产品。他们鼓吹“抗农达2号”可提高产量最高达11%,借此诱惑中国相关部门官员。9年第二季度,孟山都在中国的销售收入达到40.35亿美元,同比增长8%。而毛利润竟达25.21亿美元,同比增长14%。

大量转基因种子入侵中国,造成本土农业重创。中国是美国转基因大豆出口第一市场。据中华油脂网数据,8年中国从美国进口转基因大豆万吨,占进口总量的41%,年这一数据更新为进口万吨大豆。而本土大豆却却以较高价格被美国、韩国等国家购买去。9年黑龙江非转基因大豆价格竟低于种植成本,40%的大豆销售不出去;黑龙江68家大豆加工企业全部停工;哈尔滨超市中卖的几乎全部为转基因大豆制品。中国人以吃素为主,从古到今以大豆为主的植物蛋白长期占据重要地位。如今中国餐桌上80%以上的植物蛋白、大豆油或以豆粕为饲料的动物蛋白均为转基因的,其对国民健康的影响尚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一旦美国从终端控制了中国大宗粮食的消费,中国将会丧失话语权。中国引进的转基因种子因为不能留种,每年必须从他们那里进口。然而,转基因巨头的目标并不在种子本身,中国18亿亩基本农田,足够让他们的神经兴奋起来。只要每公斤种子加上几元钱,那么,转基因巨头就可从中国获得数亿美元的利润,而其相关的化学产品、农药、化肥和除草剂,也会接踵而至。

民为邦本,农为民本,土为农本。粮食增产的空间在于退化耕地的修复,在于元素有效循环,在于生态平衡,在于农业生产能够为农民增收,在于农民愿意种地。如果背离了这些客观事实,无视转基因主粮的安全风险,盲目引进转基因技术,无异于将自身的粮食生产主权拱手交给别国。中国要接受阿根廷、巴西的教训,时刻警惕来自转基因巨头的新型生物入侵。转基因绝对不是中国粮食安全的救星!

三、生态农业才更适合中国国情

(一)中国有更好的农业出路

许多农业专家指出,转基因并不能提高粮食产量,却能带来无限大的风险。中国有更好的出路可走。我们不该用打碎自己的金饭碗、付出巨大的代价来换回一个随时会破的泥饭碗。

以实事求是的眼光来看,转基因作物的方法是为了适合美国那样人少地多、大规模生产、大面积杀虫除草的国情开发出来的,而中国的国情与美国完全不同,人多地少,自然经济,更适合采用生态农业的方法来运作。

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分析,我国现有水稻、玉米、小麦等主粮在自主技术下,至少10-20年内粮食完全够用,而且只要进一步完善生产关系,拿出推广转基因研发十分之一的经费用于改善多年废置的水利设施,中国的粮食产量完全可以再增长一大截,成为粮食的净出口国。他以河北东关县古树于合作社为例,通过平整土地和合作化规模经营,在国家没投一分钱的情况下,使农产品产量提高了30%!这样做,低成本、无风险,粮食命脉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环境和生态的破坏降到最低,根本没必要急于大规模推广风险极大、成本极高的转基因农业。

中国有8亿农民,保障我国粮食安全,还得依靠中国农民而不能靠美国公司。目前,制约中国粮食生产的主观因素是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因为农药、化肥、种子成本高而不挣钱),客观因素是地力下降(由于农药、化肥的过量施用)。近年来,中国农田化肥施用量不断增加,年我国化肥消耗量万吨,占全球的33%,而我国的耕地仅为全球7%。

过量的化肥投入直接导致农田土壤酸化、地下水污染,并且加大了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排放。中国的国情与美国有非常大的不同,中国人多地少,美国人少地多;中国有八亿农民,美国农民不到人口的2%。中国农民多,所以有条件走更好的生态农业之路。中国土地少,所以更承受不起转基因污染的风险。

因此,摆脱那种使用转基因技术、化肥、农药使地力越来越差、农民收入和积极性越来越低的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引导农民采用恢复地力的措施,走绿色、有机的农业发展之路,才是我国农业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是正确出路,这也是联合国粮农组织总结人类几十年来农业发展道路得出的经验。搞生态农业不仅不会饿死人,相反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其道理如下:

一是秸秆变成了可食热量。中国18亿农田里除了产出6.07亿吨粮食外,还产生约7亿吨秸秆。中国7亿吨秸秆,其实就是巨大的“粮食仓”、“肥料厂”和“能源库”,我们称之为FFE,即食物(food)、fertilizer(肥料)、energy(能源)。根据我们的实测数据估算,每7斤秸秆饲料配合一定的精饲料,可以转化为1斤活牛重。国务院要求力争到年,中国秸秆实现80%的综合利用。如果这个目标能够实现,就相当于增加了0万吨牛肉,或相当于粮食增产40%。有机质还田还能够养地并固碳,可杜绝秸秆焚烧,保护农田生态环境。因此,秸秆综合利用才是生态循环农业的重要突破口。

二是将中(低)产田变成高产田。“用地养地”就需要有机肥,在现有的光照、雨热、水利、机械、电力条件下,我国许多地方的中(低)产田可变高产田,前提是需要大量的有机肥(含重金属和抗生素的工厂化禽猪粪除外)。牛是名副其实的“造粪机器”。每生产1吨牛肉约生产16.7吨牛粪,我国18亿农田可产近17亿吨的有机肥。在山东平邑县弘毅生态农场,我们经过9年有机肥还田,在坚持“六不用”(不用化肥、农药、农膜、除草剂、添加剂、转基因)前提下,该农场已成功将低产田(公斤/亩,玉米小麦周年产量)改造成吨粮田(公斤/亩),充分显示了生态循环农业的强大威力。

(二)中国未来农业之路

生态循环农业的粮食生产潜力巨大,中国未来农业的出路在于生态农业。为此,我们建议:

首先,将各项农业补贴改为直接高价收购粮食。将被农业管理部门、化肥商、农药商、农膜商、种子商、配方施肥、生物技术专家拿走的不利于粮食可持续生产的国家经费直接还给种粮农民。适度恢复“公粮制”,让真正的种地农民直接从高价售粮中受益。作为粮食高价收购的兑现条件,农民必须承担恢复地力、保护生态环境、保障食品安全的基本责任。待粮库中的粮食充实后,逐步停止粮食进口。以保护国民健康为由,停止转基因玉米、小麦和大豆进口,转而提升中国粮食可持续生产能力。

其次,提供低息、贴息或无息小额贷款,帮助农民寻找致富出路,带动新农村建设。山东平邑县蒋家庄的农民在没有政府补贴的前提下,在专家指导下,利用秸秆养牛,产品依然走向市场,增加了收入,恢复了地力,但农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即10%的利润给了银行。大量农药进入生态系统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采取物理加生物的办法,在无农药前提下控制虫害,一可节省药钱,二可保护生态环境,更重要的是,保护了农村妇女,挽救了母亲(近距离喷洒农药多为妇女从事)。农田里没有农药和除草剂,诱捕的昆虫和人工除的草,可作为生物质资源,发展柴鸡、鹅、蝗虫、淡水鱼等,增加农民收入。在健康环境下养殖的动物健康、抗病、肉质安全。但所有这些公益性的农业事业,必须得到政府扶持或健康市场的认可才能推广。

第三,解决农民后顾之忧,解决他们面临的教育与医疗,生老病死等现实问题。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让更多的人口留在农村,在很大程度上可减少粮食压力。这是因为,农民满足了自身的粮食安全就是满足了国家粮食安全。几年前中国的农民还占总人口的70%,现在这个数字已低于50%,如果继续推进美国式的城市化,让少数人养活多数人,中国耕地压力将越来越大。实际上,稳定农民在家乡安居乐业的前提条件是合理的粮价。目前粮价低廉,远远低于三四十年前的相对价格,农民对种粮兴趣不大。如果国家提高粮食收购价,同时解决了他们面临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后顾之忧,农民就会主动以保护生态环境的做法生产粮食,即发展生态农业。大量农民在家乡从事与涉农产业,城乡经济社会格局将是另外的局面。

第四,建立一支稳定的以青壮年为主力的粮食生产大军。将粮食安全上升到军事安全高度予以重视,要研究西方控我石油、拒绝出售给我粮食后的粮食生产紧急预案,从技术、土地、仓储、运输等方面提前做好应急准备。要认真普查我国到底还有多少亩耕地用来种植粮食?我国到底储存多少吨粮食,才能抵御未来重大自然灾害和局部战争。对那些无视国家粮食安全,非法强占倒卖耕地、虚报当地粮食种植面积、大肆非法骗取和贪污国家粮补贴款、非法盗卖国家粮食储备库存粮的各级官员,加大依法打击力度,确保国家粮食战略安全。保障粮食安全必须有一支特殊的以青壮年为生力军的种粮大军,老人和妇女只能起辅助作用。稳定这只队伍,需从国家粮食战略安全高度出发,从稳定粮食产量和保护耕地质量的实际出发,给予政策的特殊倾斜。

最后,笔者强烈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对生态农业多看一眼,在全国不同区域建立生态农业示范区进行试验,将惠农资金多朝种粮农民头上倾斜,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减少乃至逐渐告别有害化学品使用,在健康的环境下,用健康的办法,生产健康的食品。

蒋高明,山东平邑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

蒋高明

  年9月16日出生于山东省平邑县,年毕业于山东大学生物系,年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和-分别在英国利物浦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从事恢复生态学与全球变化生态学合作研究。现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博导,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中国人与生物圈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植物生态学报》常务编委、《生态学报》编委、《植物学通报》副主编,中国植物学会植物生态学专业委员、北京植物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治沙学会会员、中国社会公益协会创会会员、国家气象局气候委员会委员等。研究兴趣在恢复生态学、植物生理生态学,全球变化生态学,生态系统管理等。在国内外发表论文余篇,主编与副主编专著8部。

  年9月16日出生于山东平邑县。

  中国科学院首席研究员

  植物研究所博士生导师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副秘书长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城市组委员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

  中国植物学会植物生态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植物生态学报》常务编委

  《生态学报》编委

  《植物学通报》副主编

  《生命世界》顾问

  北京知识银行专家委员会委员

  北京植物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学位委员会委员

  计划与科研财务处咨询委员

  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生物分中心学术委员

转基因作物的生态风险与生态农业对策

蒋高明

一、什么是转基因作物?

在介绍转基因作物之前,先来看看什么是物种。美国著名科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爱德华·欧·威尔逊指出:“每一个物种就是一个封闭的基因库——一个不能与其它物种交换基因的生物集合体。如此程度的种间隔离,使每一个物种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各自的遗传特征,并占据独特的地理分布范围。在一个物种内,特定的个体及其子子孙孙与其它生物个体之间的差异不会太远,因为它们必须进行有性繁殖,与其他家族进行基因交换。经过若干时代,属于同一物种的所有家系以其鲜明的特征联系在一起,这一脉相承的全部生物个体及其未来时代,会共同向着同一基本方向进化”。

从上面的陈述不难理解,经过约40亿年的漫长自然演化,物种的基因搭配是最合理的,少一个会进化出来,多一个会淘汰出去。人类举全球之力,利用最高的技术,并不能制造一个结构非常简单的物种,但人类却能够利用转基因技术毁灭一个物种,因为转基因打乱了物种进化轨迹。

转基因技术是当今生命科学前沿领域之一。它将人工分离和修饰过的某些生物的一种或几种外源性基因,转移到其它生物细胞中去,改变其遗传物质(DNA),并希望表达特有性状。具体地,转基因就是把A生物比如昆虫、动物、细菌的一部分基因,转移到B生物比如蔬菜、水果、粮食中去,改变B生物的自然特性,以达到人的某种要求(更多的是商业需求)。如将北极鱼体内有防冻作用的基因抽出来植入西红柿里,制造出耐寒西红柿;把细菌中的有毒基因植入水稻中,水稻就能产生抗虫毒素,杀死水稻害虫。

人类正在进行的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开发,对生物尤其长期栽培与驯化的物种来说是个灾难。这是因为,转基因商业公司及其科学家通过转基因技术,是对物种某个特征进行强化,最终通过专利技术实现对自然分布的物种强行占有。转基因将一个好端端的物种,变成一个只有少数利益集团能够操纵的特殊怪物。转基因作物的特点是不能留种,即不再是传统的物种,随着时间的延长,那些被转基因的物种因农民不再留种而逐步消失。

为了打消消费者对转基因作物的顾虑,转基因鼓吹者故意混淆转基因与杂交的概念。实际上,转基因与杂交是完全不同的技术。以水稻为例,杂交水稻只能在同种和近亲种间的水稻之间进行,而转基因技术可以将基因跨界转移。生物分类级别为界、门、刚、目、科、属、种,界最高,种最低,如水稻和苏云杆菌分别为微生物界和植物界,人类则为动物界。杂交稻是在栽培稻之间或栽培稻与野生稻之间培育的杂交品种;而转基因技术则不然,科学家可将某个基因从任何一种生物中转移到另一生物中去,使受体生物出现一些特殊性状,如抗虫、抗除草剂、抗旱等,最常见的将苏云杆菌的上的产毒素基因转移到棉花、水稻、小麦、大豆等作物上去,是建立在基因的某种功能是静止的这一逻辑基础之上的。

从上面的介绍看,转基因生物是实验室中改造过的生命。但是,不论怎么转,人类都不能让杆菌和棉花、小麦、水稻、大豆等来交配生育后代。杂交在自然界本身就存在,在近缘种之间可能自然发生,属小概率事件;而跨界转基因,在自然界根本就不存在,是零概率事件。两者都可以通过人工措施实现,但它们有本质的区别,即前者并没有打破大自然的遗传规律,而后者则严重违背了生物进化规律。

二、转基因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尽管转基因技术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人类的一些愿望,但该技术长期发展,则对生物多样性了不利影响。试分析如下:

第一,转基因生物对非目标生物尤其有益生物产生危害。释放到环境中的抗虫和抗病类转基因植物,除对害虫和病菌致毒外,对环境中的许多有益生物也将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甚至会导致一些有益生物死亡。一些转基因作物,如抗草甘膦大豆,为了保证产量使用更多的除草剂,这一技术仅保护转基因大豆,但对转基因大豆外的其它物种一概灭杀。同样的道理,如果某种作物转了抗杀虫剂的基因,那么将会使用更多的农药,虽然保护了抗杀虫剂转基因作物,但喷洒大量农药,短期内控制了虫害,但同时杀死了天敌物种,造成生态系统物种失衡。

第二,转基因作物作为“新物种”侵占新环境,表现不折不扣的入侵性。自然界里从来没有过转基因生物,这是按照人的意志合成的“怪物”。它们因其体内有特殊基因,具更强的竞争性和入侵性。植入抗虫基因的作物,比一般的作物更能抵抗病虫害袭击。长此下去,转基因作物将取代原来的作物,造成品种(系)丧失。除此之外,转基因公司为了强化转基因作物的“入侵”能力,还发明了专用除草剂、化肥,将别的作物视为杂草“除之而后快”,更加剧了转基因作物入侵危害。这就是为什么阿根廷农业,一旦发现了转基因大豆的危害后,想恢复原来的传统种植体系“已基本不可能”的根本原因。

第三,降低生物多样性和食物多样性。保持食物多样性是减少疫病侵袭的重要措施。年,爱尔兰土豆枯死病,造成了多万人死亡,几百万人流离失所,原因就是当地人只种植两个土豆品种,而这两个品种又特别脆弱,发生意外后无法挽救。与此相反,年在斯里兰卡、巴西和中美洲地区,咖啡作物爆发了咖啡锈,而在咖啡故乡埃塞俄比亚却发现了一种具有抵抗性的品种,从而挽救了全球咖啡农业全军覆没的命运。遗憾的是,由于转基因作物的入侵性和污染性,大面积推广转基因作物将导致生物多样性尤其是食物多样性降低,从而加大食物安全隐患。

第四,转基因导致“超级杂草”和“超级害虫”。农业是从自然生态系统演变来的,长期以来,作物与杂草就形成了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的关系。传统农耕方式控制杂草是“斩草”而不“除根”的,因为杂草也能发挥控制水土流失、保持土壤水分的生态作用。但抗除草剂作物是要消灭杂草,这样杂草就与人类发明的这一技术产生强烈的抗争。生存是一切物种最初本能,消灭一个物种不付出残酷的代价是做不到的。事实上,杂草并不会按照人类的意志自愿消失,而是采取更强有力的对策进化。令转基因科学家想不到的是,杂草将人类转入作物中的抗草甘膦基因“俘获”过来,武装了自己,成为人类难以去除的“超级杂草”。在美国田纳西州西部,“超级杂草”长芒苋,生长最快的时候每天能长七八厘米,高度可达两米多甚至更高,把农作物全都盖在底下。它非常结实,收获时还会损坏收割工具。为了在长芒苋长大之前杀死它们,农民们被迫翻耕土地,往土壤里施加更多的除草剂。

从虫害控制来看,转基因生物增加了目标害虫的抵抗性,刺激害虫进化,这就加大了害虫控制的难度。如转基因抗虫棉在第一、第二代时,对棉铃虫有很好的抵抗作用,但在第三代、第四代后,棉铃虫就对转基因棉产生了抗性。具有转基因抗性的害虫变成具有抵抗性的“超级害虫”,就需要喷洒更多的农药,对农田和自然生态环境造成更大的危害。

第五,转基因造成“不明生物”病原体形成。因为转基因是在很短的时期内打乱了物种进化规律,在人类对自然规律还没有彻底了解的前提下,以人类意志为出发点进行的跨动物、植物、微生物界进行的转基因,可能造成未知病原体形成。年1月,美国高级土壤学科学家、美国普渡大学名誉教授、退休上校顿·胡伯博士,写信给美国农业部长发出警告,在孟山都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与转基因玉米中,新发现了一种不知名的病原体,该病原体具有造成动物不育与自然流产的潜在可能,对人类健康也可能造成影响。胡伯博士提到的不明病原体非常小,在电子显微镜下放大3.8万倍才能够看到,在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玉米及其饲料与流产家畜尸体中均发现了这种“不明生物”。

由于种植转基因作物导致生物多样性下降,土壤中没有了“杂草”根系,涵水功能严重降低,造成耕地质量的严重下降。因此,转基因技术是在除草剂、大农药、大化肥基础上,按照人的主管愿望采取的农业“懒人”技术,是将简单问题复杂化的具体体现,这对于农业生态系统的影响将是“雪上加霜”。

三、转基因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第一,转基因作物破坏自然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任何环节遭到破坏都会危及到整个系统。例如,一些盐碱地、沼泽地、热带雨林以及某寄生虫分布的区域,以前原本不适合农业种植,但由于转基因作物出现,科学家向作物中转入了耐盐碱、耐高温、耐高湿、抗病虫害的基因,在这些地区种植转基因作物,就使原本生活在这里的生物栖息地丧失,从而造成物种减少、退化乃至灭绝,使原有的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遭受破坏。

第二,转基因打乱了生态平衡,造成物种之间关系紊乱。中美科学家对中国户棉农,经10年跟踪研究发现:农户种植转基因棉第3年经济效益最大,杀虫剂平均用量比种植普通棉花者低70%,收入高36%;但情况从第4年开始发生逆转。转基因棉尽管抑制了棉铃虫,但它无法杀死盲蝽象等害虫,导致盲蝽象、烟粉虱、红蜘蛛、蚜虫等侵害棉田,小虫成大灾。当年的转基因棉花种植户杀虫剂用量不降反升,投入成本比普通棉花种植户高3倍,收入却低8%;到第7年,转基因棉花种植户所使用的杀虫剂,已明显高于普通棉花种植户,加上转基因棉花种子成本较高,棉农收入大幅度下降。早先科学家曾认为转Bt基因棉花,可能面对的最大挑战是棉铃虫产生抗药性,但他们的研究结果却表明,转基因棉花无法对付的“次要害虫”造成了更大的危害。这就是转基因科学家为了前3年的商业利益,牺牲生态环境、农民健康和经济收益的“反面教员”。

第三,转基因造成基因污染。由于转基因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强行让不同物种之间的基因产生“结合”,基因转进去容易,逃逸出来也容易。年,美国环保局批准星联转基因玉米商业化生产,用作动物性饲料,不能用于食用,因为它对人体有过敏反应,可能产生皮疹、腹泻。0年,市场上30多种玉米食品中发现了星联转基因过敏成分,美国政府下令把所有的星联转基因玉米收回。除了同种植物之间发生基因污染外,不同植物之间也会出现,如美国药用转基因玉米污染大豆事件就是一例。一家公司开发了给病人吃的药物玉米,结果在种了这种药物玉米的土地上种大豆,在收获大豆的时候,把转基因药物玉米也收在了一起,整个大豆就都被污染了。于是美国政府下令把仓库里面混装有药用玉米的所有的大豆都销毁,总计有约万蒲式耳。

转基因植物通过花粉进行基因转移,也可导致非转基因植物受到污染。东南亚是大米基因多样性的故乡和中心,加利弗尼亚大学专家指出,世界上最重要的13种粮食作物中有12种与其野生的近缘物种进行了杂交。在加拿大,被用作实验的油菜,开始只具抗草甘磷、谷氨酸磷或咪唑啉酮其中一种功能,后来发现了同时具备这三种功能的油菜,这说明这三种油菜之间产生了“基因交流”。既然人类轻而易举地将基因转入了目标作物,那么,这些基因会不会轻而易举地逃逸出来吗?答案是肯定的。

第四,对水环境造成污染。年9月,美国科学家研究发现,美国中西部玉米带周边很多河流都受到转基因玉米毒蛋白的污染。美国有超过85%的玉米通过转基因技术驱虫或耐受除草剂,转基因玉米可以驱赶玉米螟,还能产生一种具有杀虫功能的Cry(12A)b毒蛋白。在玉米地周边米以内的河流中,科研人员在植物残屑中检测到这种毒蛋白;在抽样调查的条河流中,86%的河流中有玉米叶、壳、秸秆或谷物穗轴;13%的河流含有可检测出的Cry(12A)b蛋白质。这项研究发表在权威杂志《美国科学院院刊》上。

第五,中国一些地方出现的动物异常现象可能与疑似转基因作物种植有关。据新华社记者报道,在中国山西、河南、山西、吉林等地,种植疑似转基因作物先玉玉米几年后,大老鼠消失,喂养这类玉米的母猪爱生死胎、狗肚子里都是水,此外,羊也出现异常情况。在河南全国闻名的生猪集散地,很多村子养猪业变得萧条起来。而这些出现异常的动物,几乎都吃过同一种玉米——先玉。先玉是美国先锋公司选育的杂交玉米,其母本为PH6WC,父本为PH4CV,含有转基因成分。

在生态平衡下,如鸟类数量足够多,又有大量益虫捕食害虫,非转基因植物和转基因植物不可能在产量上有太大的区别,转基因植物本身未必适应生态失衡的环境,甚至可能更加差,他们只能抵御一种害虫,而其它不受分泌毒素影响的虫类可以因为竞争减少而肆无忌惮繁殖。人类打乱生态平衡,然而试图通过高科技维持产量,完全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造成的生态灾难却让那些弱势的群体来承受,这显然是非常不合理的。

四、转基因作物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迄今为止,已有英国、法国、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挪威、奥地利、瑞典、比利时、芬兰、德国、新西兰等国科学家,证明转基因食品对实验动物、人体和生态环境具有多种潜在不利影响。转基因作物大面积推广对人体健康产生的不利影响,将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虫子不吃的作物对人体同样有害。转基因作物到底能不能产生有毒物质呢,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植物中转入能生成对人体有害的蛋白质基因,并且表达出来,即这些有毒蛋白质能顺利地生产,人吃了就会中毒,著名的巴西坚果事件就能说明这个问题。美国先锋种子公司在对大豆作品质改良时发现,巴西坚果中有一种蛋白质富含甲硫氨酸和半胱氨酸,并将这一基因转到大豆中去。但后来他们发现一些人对巴西坚果有过敏反应,而且引起过敏反应的正是这一蛋白。他们随即对带巴西坚果蛋白的转基因大豆也进行检验,发现对巴西坚果过敏的人对这种转基因大豆也过敏。

那些转基因鼓吹者声称对能够让虫子毙命的毒蛋白对人体无害,这是个严重的误导。毒蛋白并非对所有生物有毒,这倒是不假,但对其它生物无毒的蛋白可能对人类就是个噩梦。蛋白质可以变性,一些有毒蛋白高温可失去生物活性,但是并不是所有蛋白质都如此,如疯牛病朊病毒,高温对这类蛋白就毫无效果。疯牛病毒蛋白不具有遗传性,也不是生物,而是蛋白质,只是和我们神经元中普通蛋白质构型有点变化,多折叠了几次,就能把我们的神经元淀粉化,致人于死地。转基因技术暂时可能不会产生如此可怕的蛋白质,但以后数量多了谁也不敢保证。如果那些黑心科学家为了某种特殊目的需要,转入能够产生类似朊病毒的毒蛋白,则人类命运就岌岌可危。

第二,转基因作物对人类消化系统造成不利影响。这是普通消费者最担心的,也是最为敏感的话题。转基因作物及其产品作为食品进入市场,对人体消化系统将会产生某些毒理作用,主要通过污染人体肠道内的微生物群落而实现。2年,英国科学家对转基因食品DNA进行人体残留试验,有7名做过切除大肠组织手术的志愿者,吃了用转基因大豆做的汉堡包之后,在他们小肠肠道的细菌里面检测到了转基因DNA的残留物。尽管如此,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可能还需要经过较长时间才能逐渐表现和检测出来。 

第三,食用转基因食品后孕妇血液中发现转基因毒素。年4月,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国家健康研究所发布《加拿大魁北克东部小镇的母亲与胎儿暴露于转基因食品相关的农药》(MaternalandfetalexposuretopesticidesassociatedtogeneticallymodifiedfoodsinEasternTownshipsofQuebec,Canada)揭示:在加拿大魁北克省30位当地中产阶级怀孕妇女血液中,有93%可以检测出Bt蛋白Cry1Ab,而其所生出的孩子的脐带血中有80%可以检测出该蛋白。不仅如此,在当地非怀孕的妇女血液中亦有69%的样品中,检测出Bt蛋白。从优生学的角度看,胎儿发育过程中,对于有毒物质是非常敏感的,有些对成年人无害的物质,则可以引起胎儿严重的畸形。北京大学免疫学博士王玉丹根据这个实验提出警告:今后应   到目前为止,几乎还没有转基因作物能够直接提高产量,一般只是通过抗虫抗病而间接增产。转基因技术应该有直接增产的潜力,将来直接能够提高产量和品质的转基因作物品种,随着科技的进步也可能会出现,但是现在还不具备条件,还离不开大化肥、大农药、除草剂的呵护。因此,抛开转基因增产的客观条件,单强调转基因能够增产是不科学的。

目前大部分转基因作物其目的是为了减少虫害或者草害,而转入提高产量的基因是比较困难的。决定粮食产量的是“农业八字宪法”的8个方面,种子是其中一个方面。即使在种子方面,控制产量的基因并不是单基因决定的,而是由非常复杂的基因组或者基因群决定的。转入某种控制虫害或者除草剂的基因可以,但转入提高产量的基因很难。目前制约中国粮食的是生态和人的因素。中国农业的基础正在受到破坏,这是很令人揪心的。

六、中国粮食产量降低原因分析

通过转基因技术提高粮食产量并非治本的措施。那么,影响中国粮食产量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根据多年的观察和现场调研,我的解释如下:

第一,因种地效益差,农民纷纷改种经济作物或干脆撂荒。在南方农村,有人算过一笔账,农民种植一亩水稻,毛利只有区区元。以每个劳动力年投工个计(相当于种10亩田,复种指数为1.5),一个劳动力年收入不足3元。国家虽然对农业实施了倾斜政策,但实际落实到农民的粮食直补每亩约为80元,10亩田全部种水稻也只有元,即使加上此项,每个工日也不足15元。这都是按正常年景和正常市场算的,如果年景和市场稍有不顺,就成了负数。而外出打一天小工收入70元,免税又补贴,种田一天只有15元,谁还愿意种田?

在北方农村,笔者实际调研发现,以每亩计算,化肥需要元;机械耕地元,浇水元;农药20元;除草剂10元;机器收获80元;种子50元,总共种地成本元。那么,农民能够收入多少呢?山东中产田小麦玉米大约都是斤,价格0.95元/斤。我们就按最高的产量和最理想的价格计算,每亩地净收入也只有元。如遇天旱,化肥、农药、地膜涨价,收入只有~元。“种两季只收一季,还不如出去打工一个月挣得多”。种植大蒜、西瓜收入高些,农民纷纷弃粮种菜种瓜。即使如此,风险也很大,8年大蒜只有5分钱一斤,连本钱都收不回来。

  当农资价格上涨远大于惠农补贴,种粮无利可图甚至存有风险时,抛荒农田已成为不少农民的无奈选择。不久前,新华社记者金微在湖南、江西、山西、北京调查报道了下面一幕幕惊人的现象:

湖南早稻插秧季节,村民周大伯家的稻田还在沉睡中,一片绿草覆盖着几亩水田,不远处,也可见零星的抛荒。在周大伯所在的泉水湖村,很多村民在外打工,农田或半休耕或完全抛荒。湖南国土厅《湖南农村土地隐性抛荒调查报告》称,7年湖南省土地抛荒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例达10%以上。即使一些地方撂荒比例少,但依然存在“双改单”(双季种植改为单季种植)隐性抛荒现象,一些村“双改单”比例达20%,有的高达80%。7年,仅“双改单”造成的隐性抛荒,就使湖南益阳市少生产粮食18万吨左右。这就是说,中国粮食主产区,无论是播种面积,还是播种季节,均存在严重的问题,这是任何生物技术措施所无能为力的。

在江西,到处都有成片或者零星的耕地抛荒。据黄金埠镇一位李姓农民介绍,当地种地的农民越来越少,一些农民种稻只是为了自给自足。这位农民道出了自己的无奈:“辛辛苦苦种上一年地,碰上风调雨顺年景,也许能挣个二三百,一旦碰上气候异常,则要赔上几百元钱的种子、农药和化肥钱,很不合算。而让土地抛荒,一年还可以得到多元政府给的良种等各类补贴。”江西省宜黄县(农业县)统计局向媒体透露,该县26万多亩耕地中,全年性抛荒的保守估计已高达12%。另外,还有大量农田是三季种两季,两季种一季。

在山西,记者走访时发现,即使种下了庄稼,一些农民也对地里的庄稼不像原来那么上心了,回到“靠天吃饭”的年代。很多农民种田不施肥、不浇水、不打药,田里长多少是多少,反正够自己吃就行。原来一亩地如果正常管理的话会打出七八百斤粮食,现在种“懒汉田”后只能收两三百斤。而农民宁要两三百斤,也不愿多花功夫。因为要多收成,就需要多投入,多收的部分能不能抵上支出,还要看年景。这就是为什么在电视镜头上经常看到下面的情景的真实原因:面对农田干旱,着急上火的是各级政府,而农民却无动于衷,政府只好派部队官兵开消防车抗旱。

由于种地变成了低效益、高风险行业,农民被迫选择弃耕。国土资源部的调查报告称,我国每年撂荒耕地有近0万亩,这对我国本来就十分紧张的粮食安全问题更是雪上加霜。

第二,农资涨价,种地更无钱可算。一方面粮食价格低,农民种粮经济性严重受挫,另一方面农资产品不断涨价。年开春以来,种子、化肥等主要农资产品价格连续上涨。年,杂交早稻种子不到10元/斤,而年普遍涨到了15元左右,最贵时达18元/斤。

年,湖南常德市场早、晚稻杂交种子平均价格为15元/斤左右,涨幅较年为10%左右;杂交晚稻种子涨幅较大,达到20%以上。而尿素、磷肥、复合肥上涨幅度均在15%以上,部分肥料涨幅为38%。此前,农业部“百乡万户调查”结果显示,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比年同期平均上涨20%以上。

虽然农资价格一直在上涨,但粮食价格却在下跌。对农民来说,种粮反而不如买粮合算了。转基因技术将加大种地成本,且每年种地又要给人家交所谓的专利费,这对农民种粮积极性将又是一个潜在打击。虽然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不少支农、惠农政策,但农资连年上涨,不仅“吃”掉了国家给予农民的这些政策,还使农民种粮陷入“比较效益低”的怪圈,农民种地基本无利可图,农民种地积极性受到很大影响。

第三,大量进口粮食,对缓解中国粮食危机无疑饮鸩止渴。面对中国粮食存在的上述严重问题,主管部门可能存在“欺上瞒下”行为,每年宣布粮食产量即使在大旱、大涝等自然灾害基础上,也是“产量七连升”,近年粮食产量又超过5亿多吨。中国真的有那么多粮食吗?西南某省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前,粮食产量年年盈余,是粮食调出大省,但打那以后粮食越来越不够用,进口量逐年递增,现已达1多万吨,几乎占到全省粮食消费量三分之一。当前全国除黑龙江、河南、河北、湖南、湖北等少数省区粮食盈余外,大部分省区都缺粮,东部经济发达省区缺粮最严重,山东由原来的产粮大省不幸也沦为粮食缺口省。

9年7月,《广东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正式施行,意味着该省全面系统规定粮食保障的重要性。广东是全国最大的粮食主销区,也是最大的缺粮省,在广东的各级政府储备粮已够全省人吃半年。事实上,广东原本不是缺粮省份,年广东省粮食产量万吨,超过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产量,并开始有粮食净调出,改变了长期不能自给的局面。遗憾的是,由于近年来对粮食问题不重视,广东等省粮食供应只能靠市场。过去中国的粮食格局是“湖广熟,天下足”,而今天这一格局成了“北粮南运”,或干脆依赖进口。

各级地方政府热衷搞的城镇化、房地产化、土地财政化运动,对我国粮食安全更是火上浇油。中国粮食进口,近年来开始转向国际粮食市场,且有求于高盛,有求于芝加哥,因为他们掌管着国际粮食市场命脉。如果人家将这个大门关上,就意味着有一部分中国人没饭吃了。只能硬着头皮听洋人的话“种转基因,就卖粮食给你”,从而实现对中国的全面控制。

那么中国每年进口了多少粮食作物呢?就以年的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国家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年中国进口大豆万吨,进口玉米万吨(为9年的19倍),进口小麦万吨,进口大米36.6万吨。官方数据并没有考虑到经由南部国境线运至中国的稻米走私。除粮食外,年进口棉花为万吨,糖进口量较9年增长66%。粮食大量依赖进口,且主要进口转基因作物,这从根本上降低了中国应当粮食危机的能力。跨国粮商进行的这场战争,对中国的打击是“釜底抽薪”,是一场无烟的战争。实际上,美国人是用中国人的钱打败了中国农业,他们欠下的中国国债可能成为一堆废纸,美国进口到中国的粮食甚至比中国农民生产的粮食还变异,中国劳动力几乎是全球最便宜的,美国人真会傻到低于市场低于市场规律的价格源源不断地给中国的消费大军提高粮食吗?美国给中国的这种“免费的午餐”还能够维持多久呢?

第四,由于用地不养地,中国农田耕地质量严重下降。据国土资源部9年完成的《中国耕地质量等级调查与评定》结果,我国耕地优等地和高等地仅占32.6%、中等地占50.6%、低产地占16.7%,其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耕地平均质量较低。上述结果是综合自然条件、耕作制度、基础设施、农业生产技术及投入等因素得出来的,是比较科学的。这就是说,我国18亿亩耕地中,高产稳产田仅占三分之一,中低产田占近三分之二。如果中产田改造为高产田,将低产田提高到中产田,我国粮食提升还有很大的空间。我们现在的粮食产量是以大化肥、大农药、大量消耗地下水为代价的,农业环境污染严重。恢复并提高地力、减少环境污染需要生态学的解决之道,而不是生物技术所能够解决的。

七、生态农业保障粮食安全

过去种田,主要靠农民的辛勤劳动,生产全过程都靠劳动解决,种子自繁自留,肥料靠养猪养牛和积肥,翻耕靠畜力,除草靠锄头、收割晾晒全靠劳力,收获的大部分也是劳力所得。如今,除了小部分环节外,大部分都靠购买,用资本替代劳力,机槭力替代人力畜力,收入的大部分抵充成本支出。过去种田糊口,80%以上是劳动收入,一个人亩把田,收个千儿八百斤谷,全是自已的。如今,抵去成本,种一亩田,只有两三百斤谷是自已的,一人要种几亩田才能糊口。长期下去,农业的衰败就不可避免;而农业衰败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业人口国其经济也不可能再像今天这样高速发展,各种政治与社会问题将会接踵而至。

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分析指出,过去15年谷物价格都没变;粮价落后房价30年,落后化肥10年,和公务员工资相比,至少也落后10年。70年代末,山东一带玉米是八分钱一斤,小麦一角七分,玉米现在一元钱左右,小麦是一块零五,涨了10倍左右。但现在乡镇干部工资收入涨了多倍,粮价才涨10倍,差距依然巨大。中国人民大学农村与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认为,中国的低粮价战略,实际上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农村出现抛荒或靠天吃饭深层的原因是粮食领域的“剪刀差”。由于我国实行的粮价稳定战略使得国内大米与国外大米价格差距显著。东北、广西边境地区多次查获大米走私的案件。中国家是小农经济,粮价还比国际大农场的粮价要便宜,发达国家的日本和韩国,都比我们高一二十倍。中国的低粮价好事还能够维持多久呢?

中国目前中国粮食安全的维持,一是依靠农村中50-70岁的劳动力,还有大量留守农村的妇女;二是依靠国际市场。这两者其实都不可靠,中国会种地的农民去世后,单纯依靠国际市场风险巨大。因为农民种地不挣钱,对土地根本不照管,用地不养地。这对中国恢复粮食生产能力是一次严重的考验。

最近我在山东调查,农民向我反应他们种的大蒜为什么没有“米”,即不结蒜瓣,外观上看大蒜个头很大,其实是空的,农民管这种蒜叫“胖蒜”。山东一带大蒜主产区,“胖蒜”出现的几率达2/3到50%,严重的地段全部都是。蒜农的地里出现“胖蒜”后,连种地成本(0元左右)都收不回来。

“胖蒜”的出现说明中国耕地质量的下降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连续30年来,农民只施加化肥不用有机肥,并在种植大蒜以后将除草剂、剧毒农药都施加在地里,并蒙上一层塑料膜。这样严酷的环境,植物怎么能够生长好呢?其实解决“胖蒜”的办法很简单,停止大量化肥、农药、农膜、除草剂使用,改用有机肥养地。我们用有机办法种植的大蒜,没有一个得“胖蒜”的,土地很肥沃。农民看到这一好处,纷纷来购买牛粪,化肥就不被农民看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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