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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研活动是一项需要投入大规模经费的事业，在取得相应成就的同时局部有可能产生类似于经济泡沫的现象。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对物理学领域的非理性投入产生了科研泡沫。新的科学模式试图以市场机制来优化科研资源的分配，以规避物理学泡沫。然而，市场逻辑未能应对科研泡沫，而是将物理学泡沫转移到颇具市场前景的新领域，表现为统计功效较低的科研成果、应用上缺乏实际意义、专利数量增长但质量退化等。追溯出泡沫形成的原因在于市场逻辑取代科学逻辑，当大量风险资本涌入科研领域时会出现夸张式的宣传策略、不健康的决策导向、选择策略取代科学探索。同时，科学无法“即刻证伪”和社会心理效应，使得泡沫在短期内难以识别，导致新一轮更为严峻的科研泡沫，带来的是无法兑现的“科研”承诺，随之而来的就是投资者信心危机与公众对科学信任的丧失。

关键词

泡沫；风险资本；市场逻辑

引言

泡沫(Bubble)一词通常与市场中发生的特定情况联系在一起。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当资产交易的价格远远超过对资产基本价值的估计时，就被认为形成了泡沫。在这种情况下，投机者更感兴趣的是从资产交易中获利，而不是其用途、盈利能力或真实价值。典型的范例从英国的“南海泡沫公司事件”，到近期的互联网泡沫、年金融泡沫等。泡沫不仅出现在金融市场上，也出现在正在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其他领域。当代科学研究作为一项需要大规模投资的领域，是否也存在类似于金融市场的投资泡沫？研究表明，泡沫已在科研领域显现。

Pedersen等探讨了研究资金和研究管理的特征是如何导致科研领域形成类似金融领域一样的泡沫；Mirowski论证了生物技术领域、大学技术转让办公室与美国人撰写的论文数量都已呈现出科研泡沫，乃至进一步变成庞氏骗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归纳，对科研泡沫的定义为：在科研活动中，当政治或市场逻辑取代了科学逻辑，导致“过多的研究经费去追逐少数几个研究领域”，研究人员与研究项目的社会心理就会出现格式化，表现为疯狂与盲目地追逐雷同式科研投资与项目，科研项目的评估或投资价值远超其真实价值。这样，科学真理和解释可能会受到投机性选择和零和游戏的损害，即将资产作为真理的基本衡量价值……科研动机就会受到扭曲性激励，最终产生科研泡沫。其中，最具危害性的是投机者同时兼任研究人员与科学政策的制定者。

第一个泡沫是在二战后的物理学领域呈现出来的，正是由于政府以政治逻辑对物理学领域过度投入，才导致了泡沫产生。在经济竞争成为国家焦点的时代，政府试图以市场逻辑来决定科研资源的分配，从而避免冷战时期的国家对某一研究领域的过度投入，但却引起更为严峻的科研泡沫。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对科研泡沫的分析绝不是否定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科研投入模式，无论是冷战时期的物理学领域，还是市场逻辑下的新兴科学领域，其取得的成就是首位的。然而，任何一种科研投入模式在其优势特征之下必定也存在相应局部的问题，应当正视这种局部的泡沫现象，尤其是当市场逻辑介入科研领域之后，分析并追溯出科研泡沫产生的机制，对于将泡沫控制在适度的范围之内、构建健康的科研投资市场环境具有借鉴意义。

1物理学泡沫与市场逻辑的介入

1.1政府投资下的物理学泡沫

科研泡沫的第一个例子是政府投资产生的，从年延续到年前后，美国科学政策的主流是凯恩斯技术国家主义(KeynesianTechnostatism)，国家财政支出的最大研究领域就是物理学。一方面，二战期间，从原子弹到各种常规武器，都是“物理学的战争”，物理学家被视为军事霸权的重要贡献者，成为政府的宠儿，是公共财政支持的主要受益者之一。另一方面，布什模式的确立，使得联邦政府将大量的科研资金投入基础研究领域。鉴于传统科学“还原论”的观念，物理学一直是“科学中的科学”，其提升能促进各领域的科学。这种对物理学领域的“奢华”投入，保障了该领域有充足的资金、大批人才的培养与引进，以及一系列重大实验项目的运行，在诸多研究方向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进一步扩大了美国在科研领域的优势，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科研泡沫的产生。

Kaiser在《美国物理学与冷战泡沫》一书中，用“理性泡沫”的比喻来讨论从二战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物理学的周期性命运，认为这一时期的科学不是以“理性”的方式扩张和收缩。人们通常认为，在特定的历史链接点上，科研投入是遵循某一特定学科内在的智力生产，但证据并不支持这样的猜想。相反，对某一特定研究领域的预期，会导致促使其错位扩张的各种因素：夸张的宣传、官僚主义的互捧、跨学科式的冒险和非理性的泛滥。Kaiser描述了有多少美国物理学家和政府官员夸大苏联培养物理学家的数量，以便为美国物理学研究与教育筹集更多“后苏卫时代”的基金。在这个物理学不断错位扩张的过程中，追求自我利益的个体进入这个非理性泛滥的泡沫之中。通过向政府夸大预期结果，降低解释的严格标准，过度炒作现有发现，导致美国物理学界的总规模超过任何理性的学术评估和产业需求，造成资源浪费，同时使物理学系统无法持续地健康发展。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冷战缓和的背景下，政府开始削减物理学领域的开支，更不用说在80年代至90年代企业的“基础研究大屠杀”。

1物理学泡沫与市场逻辑的介入

1.2以市场逻辑来反思物理学泡沫

当物理学泡沫出现时，对基础研究的大规模投入已成为美国政府一个没必要的财政负担。相比之下，东亚和西欧通过技术产品与美国在全球市场上展开激烈竞争。正是在这种环境下，美国加快将科学推向市场，从年开始，《拜杜法案》《史蒂文森·威德勒法案》与《联邦技术转移法案》等多项法案的落实，从法律层面上推动了科技商业化，通过一种全新的商业话语加快科学知识转变为经济效益的进程。以生物医药领域为典型，还有更广泛的公共卫生和农业领域，政府、企业与科学家之间组成了强大的联盟，以“生命科学”为名建立起新的知识制造体系，形成一种市场导向的（再）工业化科技战略。在此背景下，市场的核心角色不仅是起到交换作用，而是处理与传递（科学）知识。对于自然（科学）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判断，市场首要的价值在于其最佳导向性，能产生最佳的结果（无论是在技术创新上，还是在科学理念上）。市场理念也能证明知识的正当性，对于知识的生产给予合理管理，意味着市场的必然性远超过其他任何能力有限的专家（或规划者）的理性判断。这就要求科学能充分展现其经济功效，作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推动力。与此相契合的是技性科学概念的显现，表明了科学与技术的进一步融合，并为社会经济服务。

基于上述认知，对物理学泡沫分析如下：经济学家和物理学家都无法准确预测繁荣或萧条时期的投入规模；过去的资金水平并不能很好地预测未来的预算，因为没有一门科学可以根据过去的记录来预测其未来的轨迹，人类知识体系太过复杂，无法加以规划。可持续物理活动的真正投入规模只有通过市场才能得到理解，并将物理学泡沫产生的原因归咎于冷战时期政府的错误干预，导致哈耶克式的物理学“自发秩序”被搅乱，这是以市场逻辑来规避物理学泡沫的理论依据。在实践上，里根成为美国总统后，表达了对官僚主义（以及科学家们的“自由放逸”）意识形态上的厌恶，要求科学与产业界紧密结合，把科学推向市场，让政府从物理学泡沫中脱身出来。由此，私人资金开始不断涌入科研领域，开启了“商业化科学”的进程，形成一种新型的科研机制。到20世纪90年代前后，冷战结束，科学的主战场发生了重要转向，从直接服务于国家政治与军事需求的大科学转向市场驱动的创业型科学，科学研究的重心已经从物理学转向认知科学、生物医药学与信息技术等。

2市场逻辑下科研泡沫的呈现

2.1科研活动的改变

转向后的科研活动试图以市场原则来优化资源配置，由回报率来决定投资方向，强调科研的应用语境及创新，进一步提高了美国科技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国家的非理性投入而产生的泡沫。然而，冷战时期的物理学泡沫表明科学受到政治压力，但在布什模式的保护下，科学家主要还是按自身逻辑从事研究。而市场力量的强势介入，使得科研活动被迫或主动与商业利益相结合，此时的科研活动可能会迫使“科学逻辑”屈从于“市场逻辑”，并导致相关政策与科研特征的改变，这为新型科研泡沫的产生创造了（潜在的）前提条件，具体如下：

第一，资源在两个层面集中。首先，资金大量涌入颇具市场前景的新兴科学领域，年前后，为了应对东亚与西欧在技术产品上对美国的挑战，从最初的大量资金涌入汽车、半导体与电子类产品，再到当代资本最热衷于生物技术、医疗健康和信息技术等领域。其次，科研活动以市场机制来运行科研项目的特征之一，就是要求科研项目是可评比与可排序的，这样才能在竞争原则下优化科研资源的配置。而可评比与可排序意味着科研项目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似的，只有这样，竞争机制才能对其进行优胜劣汰，导致科研资源不仅集中在热门领域中，并且可能集中在相似的研究领域。

第二，通过重新定义知识产权来重组科研组织，促进政府、企业与大学的合作。例如，《拜杜法案》（年）允许大学和小型企业保留用联邦研发基金所发明的所有权，并有独占许可谈判的权力。《史蒂文森－怀德勒法案》（年）为国家实验室进行的商业化研究打开了大门。《国家技术转让法案》（年）允许联邦资助的研究机构将先前保密的研究成果转移给私人公司，等等。通过这些法案，专利的适用范围已经逐渐扩大，不仅为企业从事新型科研活动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更使得专利拥有者能掌控其技术产品。此时，敏锐的大学也很快赶上了专利热潮，促进了“大学－产业”模式的诞生。这些改变模糊了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之间的界限，而对这些改变的挑战已经变得不那么成功了，公共知识领域的概念已经在其周边的每一个点上倒退。科研被带入一个销售知识产权的快节奏市场，并有可能受到风险资本的青睐。

第三，在市场的竞争逻辑之下，科研领域出现了大量的营销和市场宣传策略。传统科学或重要技术创新，比如电和核能，主要是在探索问题的过程中不断解决问题。但是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等却是基于思想，而不是基于需求，也就是说就其社会功用而言，是供应驱动而非需求驱动的。例如，生物技术专家们只是通过暗示其理论的正确性来收获潜在的盈利价值。同时，这种市场营销策略需要抢占市场先机，而科技研究通常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即使一项研究具有明显的应用价值，这种时滞也会发生。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夸大宣传策略的出现，并且难以在短期内被识别出来。

第四，在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科研环境中，一所学术机构要向政府与资助者证明该计划的可行性，需要通过使用特定的量化措施来记录绩效问责制，同时在内部采用相同的措施来监督和改进其表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术管理者开始仿效企业管理文献中流行的最佳实践战略规划和管理准则。科研管理不再依据“学术理性”，而是像一个企业那样，在“能够做的”（即组织的强项和弱项）和“可能做的”（即环境的机会和威胁）之间有机组合，来选择科研项目，这使得科研管理层有可能用“选择策略”取代“科学探索”。

2市场逻辑下科研泡沫的呈现

2.2新型科研泡沫的特征

正是这些变化为新型泡沫的产生埋下了伏笔，如果追逐利益的个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采取某些导致泡沫产生的行为，那么，市场逻辑可能会将物理学泡沫转移到颇具商业前景的新领域。目前的证据表明，科研就像其他的市场投资一样，由于其体制和投资过度而在部分领域的一些案例上呈现出泡沫的特征，具体表现如下：

（1）统计功效较低。认知神经科学领域是一项涉及多学科交叉的颇具前景的研究领域，在预期中神经科学将对解释人类行为和实践有重大意义。年，奥巴马政府投入10亿美元的大脑活动示意图工程被定义为“在人类基因工程之后，规模最大且最具雄心的基础生物科学”。无论对神经科学的期望能否实现，大量资金投入该领域会转换成就业岗位与该产业的繁荣。根据Robinson的预测，到年，神经技术产业的投入将达到亿美元。相应地，部分相关（贴上“认知神经”标签的）领域身价倍增（例如，神经精神病学、神经伦理学、神经犯罪学等）。那么，这些研究的可靠性和解释价值如何？相关研究表明，一系列神经系统科学研究成果缺乏统计数据的支持。年《自然》发表过一篇评论文，研究人员回顾了在神经科学期刊上发表的研究的统计功效（定义为样本功能、成果的意义、实际的预测价值），发现平均而言，结论是真正有效的研究成果不到20%。审查得出结论，大多数的报告结果在几个重要的方面可能不可靠：一是统计功效较低减少了发现其真正有价值的成功率；二是低功效的研究即使检测到真实效果，也会导致高估效应，并且其结果的可重复性较低。

（2）应用上缺乏实际意义。市场理念对加速商业化的生物医学研究领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