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一方面要清晰界定农业公共服务品的概念和受益对象,另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农业公共服务的运行体系和评价体系,高度重视广大农民群众对农业公共服务质量的反映,让农民参与各类农业公共服务的绩效考核,不断提高政府农业公共服务的时效性、针对性和稳定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土地承包权利已从原来的“长期不变”转变为十七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长久不变”,表明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已是一种不能随意被剥夺或收回的权利这一权利名为土地“承包权”,实为土地“占有权”,它事实上已具有两种权利的含义,一是经营权(使用权);二是所有权,但这种所有权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所有权,而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在农户和集体之间的一种分割由于是一种分割农业行业标准目录,因而具有集体和农户混合所有的性质,农村土地的混合所有应该成为现阶段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

仅解决基本公共权益的城乡二元问题是不够的,还必须同时解决城乡二元的财产权益问题,而这必须通过农村的产权制度改革来解决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中国农村土地的三权分置,即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或称使用权)的三权分置已成为现实,然而,与此相适应的权益交易与市场体系却极为滞后,主要是土地承包权的交易没有得到很好体现,这并不是农民不愿意交易承包权,而是除了国家征地交易外,中国目前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土地承包权的交易市场或有效退出的机制,这就大大降低了农民土地权益的实现程度农村土地的三权分置和交易问题与农业包括哪些土地产权制度密切相关,而产权制度问题又与产权理论有关现代产权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产权是个权利束,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仅仅是产权的一种属性,单纯从意识形态来判别产权制度的好坏具有片面性产权更多的是一种影响人类行为的制度安排,从一定意义上讲具有技术性,产权形式的选择是一种制度安排,合理的产权制度安排往往是利益的均衡和效率的体现

此外,产权的物化性和非物化性的分离很有意义产权的非物化性,如产权的资本化或股份化,将为中国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和集体产权制度的效率实现提供可能现实中,中国农村土地,尤其是农地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三权分离现象,社会已有共识,也就是说,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归村集体,土地的承包经营哪些行业属于农业权归所在村的农户,如果农户不流转土地,则土地的承包权和经营权是一体的,但如果土地承包者从事非农产业,无暇经营农业,同时又不肯放弃土地承包权,则会出现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情况,即自己拥有土地承包权,而把土地经营权转让给他人来经营

四、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与集体经济制度改革

当前,中国多元化农业服务体系的建构还需要把握三个关系一是把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与新型农业服务体系建构的互促共进关系其目的是建立农业服务需求与服务供给的均衡关系,避免两者的不匹配现象二是把握农业服务外包化与内部化的关系也就是要处理好市场化服务和非市场化服务的关系为此,首先要通过政府机构的改革和职能的转换,加快农业行业组织的发展农业行业标准查询,增强行业的内部化服务功能;其次,要通过相关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促进合作社的规范发展、联合发展,并且着手建立多层次的,集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于一体的农民合作社联合社(简称“农合联”)体系和农业综合服务平台,以增强农民自组织的内部化服务功能,拓展农业服务的深度与广度三是把握政府农业公共性服务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提供公共性的农业服务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因此,无论政府的农业公共服务是以直接的方式提供,还是以购买的方式提供,都应体现对服务对象的公平性和普惠性,而不应具有歧视性,但与此同时,也应注重农业公共服务的效率

毫无疑问,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和交易对于土地的优化配置、农业的规模经营和农民的土地权益实现,现代农业包括哪些均有正向的作用然而,从产权的属性要求和城市化的发展要求看,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情况下,如果仅有农民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和交易,而没有农民土地承包权的流转和交易,或者说,只有土地经营权或使用权的交易,而没有土地承包权的交易,则不仅意味着农民的土地权益没能得到充分的实现,而且还会对农业劳动力的彻底转移,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以及农地经营权流转合约的稳定性和农业的长期投资带来不利和隐患这是因为,即使农民不种地,在城镇务工经商,如果其土地承包关系不能得到很好解决,在现行法律和政策环境下,他就不可能放弃其土地承包权,进而也不可能彻底退出农村因此,即使城市不断改革其户籍制度,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进城农民的市民化和2014农业行业分析完全融入城市的问题因为城市户籍制度的改革只能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公共权益平等问题,而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实际上是存在两个不平等,一是公共权益的城乡二元,二是财产权益的城乡二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