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走出去按｜近年来，农业投资领域频现中国身影，无论是外商在华投资，还是中国对外投资，农业项目越来越多。然而，虽然中国在努力“走出去”，可是“别人家的地”并不好种，中国涉农企业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
人民币在国际市场走强，这对于中国企业和投资的境外投资是喜讯。也是在包括人民币走向国际化这样的有利环境下，中国农业也在致力于加快“走出去”的步伐。
目前，中国涉农资本市场的主要投资者有三类：政府主导的投资平台、作为战略买家的农业企业、作为财务投资者的私募基金或风险投资机构。
德勤中国消费行业主管合伙人龙永雄认为，政府背景的投资平台除了提供融资外，其战略目标多定位为引领技术发展和培养大型企业的高产出与竞争力；实业投资者在农业领域的投资则倾向于横向的规模扩张以及覆盖产业链的上下游纵向整合；私募基金或风险投资机构则看好中国农业发展前景，为实现多元投资以及把握产业起飞阶段的时机，积极布局农业领域。
龙永雄分析，未来中国农业投资的主要领域将集中于全产业链拓展和子行业整合，如生物与信息科技、农业物流仓储、农业电子商务及高附加值的特色农业。
专家认为，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规模经济和协同效应将推动中国农业沿价值链向上攀登，为农业投资者在产能和盈利能力方面带来丰厚回报。充足的资本可以为中国农业的快速转型提供有力支持，也预示着会有更多更大的农业投资项目出现。
农业“走出去”机会更大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农林牧渔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从年的0.81亿美元，增加到年的14.61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37.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截至年底，中国共在境外设立家农林牧渔企业。
专家表示，目前，中国企业绝对有实力参与国际农业投资。“人民币走强对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是个优势。”
但他同时提醒，农业项目有特殊之处，除了人员、技术等整合问题外，气候、土壤问题是农业投资需要格外注意的。此外，农业投资不能盲目跟风。对于投资者来说，如果没有专业背景，最好控制好单个项目的价格，从价格合适的项目入手；其次，可以考虑投资于不同的子行业中，以实现分摊风险的目的。
专家表示，农业领域的覆盖面大、产业链条长、增长势头稳定，中国投资者可以更多地考虑投资海外农业产业，这对中国粮食安全、食品消费等都是有利的。
海外种地仍处初级阶段
虽然中国在努力“走出去”，但走得很艰难。无论是不可控因素，还是配额不定，都是中国企业的软肋。
土地资源稀缺让很多国家提高了准入门槛，或进行反垄断限制。年8月,巴西出台法令规定外资企业或外国人控股的巴西企业,不得购买或租赁至公顷的土地。
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年8月发布的报告《农田水利：中国海外投资》显示，中国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有86个项目，其中32个悬而未决，包括因阿根廷法院禁令而停止的占地30万公顷的项目。中国企业在海外种地10多年，主要有绿地投资、跨国并购、研究开发和战略联盟四个类型。
海外投资农业多是“开垦的荒地，企业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巨大”。李国祥表示，是否在替人开荒还不好说。
此外，由于粮食进口配额不定，企业很难进行规划种植。产品回不来，当地市场又无需求，企业就只能赔钱了。由于粮价不稳，一旦上涨，很多国家就会限制出口，比如阿根廷对出口大豆征收44%的关税，另一些国家甚至干脆就禁止出口。”黑龙江省对俄农业产业协会会长李德民说。
最致命的是，中国在海外农业投资保险方面的保险政策覆盖范围过窄，企业在种植、生产、加工环节所受损失不在赔偿范围。“赚了赔了都是自己的”，李国祥说。
然而，美国年就为本国农业企业赴海外投资提供了政治风险类的投资保险服务，可对国有化、战争和投资收益汇出三类政治风险进行保险。
国家战略应有国家保障
农业开始进入海外农耕时代，野村证券分析师理查德·弗格森也表示，“21世纪，农业正步入一个新的浪潮”。由于国内需求和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中国开始了农业2.0时代，将海外耕种上升到了战略规划层面。
面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种种困境，中国应将海外种地纳入整体的统筹规划，从国家层面上对中国“走出去”的企业进行政策扶持。整体统筹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和即将“走出去”的企业，有规划地与东道国进行沟通与合作。在国家的指导下有组织、有步骤，并利用政策导向和业务推介进行农业生产。
此外，海外种植量的规划也应提前做好生产配额，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如借鉴日本模式，先有销路，再进行针对性生产，在销路和销量问题上，借助国家政策和外交把关，保证生产和销路，降低配额不明确带来的风险和损失。
由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局不稳，战争、政策变动等不可控因素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种地的致命威胁。因此，中国应该加大对类似不可控因素的保险，借鉴美国年制定的政治风险保险服务，或日本针对专门项目设立的保险基金，制定适合中国的保险模式，让中国“走出去”的企业更好地发展海外种植，也让即将“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更有信心。
日本海外种地已有60年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企业开始在东南亚置地种粮，但由于当时东南亚社会不稳，政权更迭频繁，日本企业的投资几乎损失殆尽。70年代，日本改变策略，在世界上适宜农业开发的地方先确认国际社会、日本和土地供应国的利益交汇点，后向当地提供农业发展援助，接着再引入商贸企业参与。
在60年左右的海外种地探索中，日本成功找到了分散政治和经济风险的方法。
如今的日本是海外种地最积极的国家之一，与巴西、阿根廷、俄罗斯、乌克兰、中国、印尼、新西兰、美国等地的农场签订了玉米等作物的种植协议，在世界各地拥有万公顷农田，相当于日本国内农田面积的3倍。
日本不再大规模直接买地种粮，而是采取与多方合作的方式。日本几乎没有完全独资的农场，大部分以共同出资的方式与当地人合作经营。在投资比例上，外国政府以提供土地等方式出资51%，日本以提供农业机械、基础设施的方式出资49%。
日本也不直接在海外农场种植玉米、大豆等大宗作物，而是通过与当地农户签订购买合同的方式来确保供应，年在山东成立的朝日绿源有限公司的生产销售模式就是如此。
此外，日本还与竞争对手合作，年，日本三井物产与美国的CHS、巴西的PMG贸易公司，联合成立了合资公司，由于美国、法国控制了巴西大豆的生产流通，日本也通过合作逐步渗透直至控制巴西大豆生产的各个环节，最终确保本国的大豆供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