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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茂莉，女，年生，博士，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历史农业地理、历史时期环境变迁、历史时期乡村社会地理等。
摘要
本文以世界三大农作物起源地为核心，提出粟、黍、水稻等农作物的驯化是中国为世界文明进程作出的最大贡献。还重点讨论了农作物起源地的环境属性，并指出农业最初产生之地并非自然环境最优之处。自然环境的不利是迫使人们放弃采集渔猎、选择通过生产获得食物的原因；而自然条件良好的欧洲平原地带，正是由于动植物资源的充裕而长期处于野蛮状态，滞缓了文明发展的进程。因此，从地理的视角，审度人类的文明进程，起步之处却是环境脆弱地带。
一、世界三大农业起源地
当下，关于三大产业的概念通行于经济界，也时常出现在媒体的话语中。三大产业也被称为三次产业，这是依据人类社会生产发展顺序而形成的产业部门。顺序标识着先后早晚，以农业为核心的人类生产活动被称为第一产业，这意味着这是人类最早从事的生产，它诞生在距今大约一万年前。纵观世界历史，两条线索贯穿始终，一条是系之权利的政治斗争，另一条就是维系民生的物质生产。而物质生产是一切文明乃至于政治的基础，农业则是人类从事物质生产迈出的第一步。
(一)原始农业的诞生
古人类学的成果告诉我们：至少二三百万年以前，人类已经站立在大地上了。然而，那时不仅没有农业，也没有人类主动从事任何生产。人类获取食物的方式与动物十分相近，大地上有什么，就取来吃什么。这就是考古学提到的采集、猎获，通过这两种途径，聚落周围野生的果实、草籽，河里的鱼、草丛中的动物，都成为人类的食物。战国时期韩非子《五蠹》文中“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讲的大凡就是渔猎采集的生活场景。若以人类手中的工具而论，这个时代属于旧石器时期。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住在山洞里或树上，采集植物的果实、根茎的同时，也集体猎获野兽、捕捞河湖中的鱼蚌。至旧石器中晚期人们已经学会了摩擦取火，并发明了弓箭。
有了火，人类摆脱了连毛带血生吃禽兽的茹毛饮血生活，逐渐走出野蛮阶段。
无疑，这是一个漫长的阶段，几百万年间人类在发展，地球也在变化，地球的变化不仅导致气候发生冷暖干湿的波动，也带动了人的体质与获取食物方式的改变。大量考古成果证明，农业在距今大约一万年前出现了，这一时期也正是新石器时期的开端。农业的出现不但使人类不再单纯依靠大自然的赏赐而存活，而且推动人类社会迈进了文明的大门。一万年间，不仅我们的祖先依托农业而存活，直到今天，21世纪的我们也没有离开农业。如果说有什么可以不分国界、不分种族，贯穿在人类生活的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个时期：农业，只有农业。
也许，一万年前最早将种子埋在土中、看到这粒种子带来收获而继续在下一年重复以往举动的先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切为后世带来了什么，但正是这不经意的举动为人类铺垫了后世的历史，也许正是由于农业的重要意义，当代人始终在探讨究竟什么原因推动了农业起源。20世纪50年代英国学者柴尔德提出“新石器革命”的论断之后，农业起源成为各国考古学界纳入讨论的重要命题，其中具有影响力的观点提出者均来自西方。他们在解读农业起源原因之前，首先提出采集、渔猎属于利用型经济，农业则为生产型经济，并且强调从利用型经济到生产型经济完全出于迫不得已，其中最关键之处在于农业需要人类付出比采集、狩猎高得多的劳动代价，而收获到的谷类却是仅含有碳水化合物的低档食品。相反利用型经济时期猎获的大型动物则为高蛋白、高能量的高档食品，显然这样的转变的特点是从高回报、低付出到低回报、高付出，直白地说，真的有点不合算。固然远古时代还没有后世的投入产出之类的概念，但出了多少力，获得了什么样的回报，古人是清楚的。基于这样的前提，要让人们放弃劳动代价较小的利用性型经济，转向劳动代价较高的生产型经济，若不是外界压力导致自然资源不能保证直接索取，不可能完成这样的转化。
那么，外界压力又是什么?如果说利用型经济与生产型经济的界定获得了学术界的共识，以下的问题则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人口压力说认为，处于石器时代的人们通过不断迁徙来解决食物不足问题，那情景如同游牧者的转场。今年采集到一地的野生果实，来年又转向另一地，年复一年在流动中获取食物。但是随着人口数量增加，没有更多的土地与资源满足迁移需要的时候，人们就会被迫定居下来，通过收获自己种植的庄稼养活自己。当然，主动性的生产活动不仅推动技术与工具的发明，而且占用的土地也会减少很多。贝廷杰的计算表明采集、猎获每平方千米可以养活0.—0.05人。按照这一计算，5口之家至少需要平方千米的资源。而农业社会就不同了，我们曾常用“三十亩地，一头牛”形容中国小农的基本温饱需求，就用这个数来推算一下：1亩地等于0.平方千米，30亩地大约0.02平方千米，这就是中国传统5口之家的基本土地需求。平方千米与0.02平方千米，都是5口人需要的土地，两个数据摆在我们面前，无需更多解释，人们放弃了采集、渔猎而转向农业产生的道理就在其中，这就是农业解决资源与土地不足的途径。
气候变化说指出，气候变冷、变干导致人类原本依赖的动物消失或迁移，也使那些具有经济价值的植物数量减少，乃至于淡出人们的活动空间。这一切都迫使人们放弃采集、猎获，而将获取食物的方式转向自己生产。
竞争宴享说认为，农业驯化的植物种类的出现，不是因为食物短缺，而是出于扩大食物品种、增加美食的需要。有了美食，部落首领通过举办宴飨而获得威望。
当然，有关农业起源的学说不止这些，还有富裕采集说、社会结构变迁说等。仔细推敲后每一种学说都有一定的说服力，但也没有一种理论适用于全世界。这样看来，我们一直享用着农业的成果，却始终未能真正揭开蒙在农业源头的面纱。正是如此，这样的探索曾经有过，今后还会不断持续下去。
(二)世界三大农业起源地
20世纪中期，卫星遥感技术告诉我们，农业用地约占世界陆地总面积(不包括南极洲)的64.7%，这就是说地球上没有比农业面积更大的产业了。然而，农业并非从来就拥有这样的规模，大量考古与遗传学研究成果告诉我们：农业起源中心只有三处，这就是西亚北非、中国，以及自墨西哥至南美安第斯山区。
农业起源的中心，也可以视作农业起步的地方，地图上显示它们只是地球上几个小小的斑块，被相互分隔在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尼罗河、黄河、长江以及墨西哥的里约巴尔萨斯地区与南美安第斯山区。面对这些曾经引领人类走向文明的土地，我们不禁产生这样的疑问，世界这么大，难道其他地方的人们就没有驯化动植物吗?其实，动植物的驯化存在于自然条件适合的任何地方，植物种子落在地上可以萌生并带来收获，捕获的动物可以驯养。对于古人类而言这些不能算作陌生，甚至还很熟悉，但是农业起源地并非遍布世界，仅限于不多的几处，这又是为什么呢?若对世界农业起源地的地理环境进行推敲，一个共同点摆在我们面前，这就是无论西亚、北非还是中国黄河流域、墨西哥以及南美安第斯山区，都属于半湿润、半干旱地区。半湿润、半干旱条件意味着降雨量不多，这对植物生长不能算作理想的条件，因此植物种群的密度与种类并不特别丰富，与此对应的动物种类数量必然也不多，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人类采集、猎获的对象。本来就不丰富的资源，经末次冰期后气候转冷、转干，更不易满足人类需求。既然靠天靠地不是唯一的出路，人类自然会将获取食物的途径投向原本从属采集、猎获的动植物培育。正如农业起源的问题所讨论过的，凭借生产劳动获得食物，不是人们欣然主动的选择，是食物短缺的压力迫使人们停止在流动中搜寻食物，而转向脚下的土地，并在播种之后等待收获。
固然通过生产获得的回报、种类与营养均不如采集、猎获所得，但是能够让人们就此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原因，是收获物的稳定且可靠。气候变化导致的动植物资源减少会影响世界很多地方，但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尼罗河以及黄河这些大河流域更加敏感，由此带来的结果也更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大自然的赏赐越欠缺，人类越需要通过劳动、技术探索与发明创造来弥补资源禀赋的不足，也许正是这样的原因，农业起源中心不在雨量充沛、绿野青山的西欧、中欧，而落在这些干旱的大河流域。农业生产活动不是简单的体力付出，创造与发明伴随着生产中的每一个环节，筑堤挖渠兴修水利，扶犁耕作打造工具……所有这一切一步步推动人类社会从蒙昧走向文明。文明滋润了历史，点亮了人类前行的路径，而自身却起步于上苍赏赐不多、并不被今人看好的干旱的大河流域。
与干旱的大河流域不同，北纬45°以北，从大西洋沿岸一路向东至乌拉尔山西麓，西风源源不断地将大西洋水汽吹送到欧洲各地。“雨露滋润禾苗壮”，雨露不仅滋润禾苗，也为欧洲大地铺满了绿色，尽管地球上的气候波动也会影响到这里，但西风带来的海洋水汽却从未间断。无论生活在草原还是林缘地带的人们，不必从事生产性的劳动，摘采、猎获取得的食物不但能够满足生存，且赋予了他们强壮的体魄。生活在这里的人几乎不必发明、不必创造，依凭大自然的禀赋便一切都有了。也许正是这样的原因，当西亚、北非以及地中海沿岸已经从古巴比伦、古埃及文化进入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生活在今日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带的人们仍然被称为“蛮族”。“蛮族”意味着落后，而落后的原因却是他们的存身之地太富足了。“蛮族”在世界历史中是一个并不陌生的词汇，当年的“蛮族”，即今日的法国、德国、俄罗斯这些欧洲最强国，面对“蛮族”与强国这样定义的转换，几乎没有学者想到需要作出解释，为什么今日的强国在历史上长期处于“蛮族”状态?正因如此，我希望我看到的问题，以及做出的解释就是历史的本来。
强国的地位取决于多种因素，资源禀赋的优越自在其中，优越的资源禀赋为今日的法国、德国等强国奠定了物质基础，却成为历史时期摆脱蒙昧、步入文明的障碍。其中的关键在于他们几乎不存在用劳动来生产食物的需求，到处都有的动植物，可以采集、猎获，拿来食用就是了，有现成的，谁还会去生产呢?采集、猎获这类利用型的食物获取方式，固然也需要制作工具，但与农业生产相比简单得多，文明程度也自然不在一个层面。正因为如此，从农业起步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当地中海沿岸文明已经发展到很高程度时，欧洲大陆腹地的日耳曼人仍然被视作“蛮族”。日耳曼人蛮族标识的淡化，是从5世纪攻入罗马之后的事。他们不但获取了罗马人的土地与财富，也接受了这里的文明。农业文明没有在欧洲腹地起源，不是因为那里土壤贫瘠，而是自然环境太好了。当然，太好的自然环境不会永远寂静，当人们从利用型方式获取食物转向生产型方式之后，阿尔卑斯山以北一步一步走出“蛮族”状态，且凭借蓝天绿水、平原沃土，不但赢得了先进工业国家的地位，而且成为农业大国，当年的“蛮族”，今日的法国、德国以及俄罗斯既是产粮大国，也是粮食出口大国。
无论农业起步之时还是今日，农业背后的推动力无不与自然环境相关。几万年前古人埋下几粒种子，并获得了结出的果实，这算不上农业，只有当播种、收获不再是偶然的发现或者尝试，而是在年复一年的重复性劳动中形成系列技术，发明与之配套的生产工具，并将生产、收获融为完整的生产过程，农产品成为人们维持生命的基本食物来源时，农业才成型了。农业乃至于文明起步之地均不属于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带，人们需要技术探索与发明创造来弥补自然赏赐的不足。尽管世界三大农业起源地互不衔接，相距遥远，但是三块土地上的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地着手驯化农作物，其中西亚、北非的土地上的人们将野生小麦、大麦、扁豆、豌豆、葡萄、橄榄等成功地驯化为农作物，中国的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们则分别驯化了谷子、黍子、大豆、水稻等，墨西哥至南美洲安第斯山区则驯化了玉米、甘薯、马铃薯、花生、烟草、辣椒等。三大农业起源地之外，印度驯化了棉花，东南亚驯化了芋头等块茎类作物。总之，从柴尔德称为“新石器革命”的时代开始，人类逐步参与世界上动植物的进化，并顺应自己的需要，将野生植物引向人工栽培作物，将野生动物驯化为家畜，进而推动整个世界步入农业社会。
二、农业是中国送给世界最大的礼物
农业开启了文明的大门，不仅引导人类步入文明的殿堂，也成就了四大文明古国的辉煌，无论巴比伦、埃及、印度还是中国，孕育文明的土壤都是农业。于是，一个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