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整体上进入了工业化中后期，各种商品的全面过剩，加上内需持续不振，基本的买方市场态势和城市大资本的强大，农村已经彻底沦为城市的附庸，这使得农村不可能凭自身力量参与市场竞争，打破目前的困境。也就是说，大邱庄、华西村当初靠农村工业化自发崛起的路径已经不可复制。农村要发展，农业要突破，必须依靠城市资本、技术和人才的投入，必须靠城市的带动。
(一）现代农业投资背景分析一、工业品相对过剩的时代，华西村、大邱庄的致富之路已经不可复制。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和农业的第一次大发展是在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但这一时期出现的农村致富典型如华西村、大邱庄以及江浙和珠三角的许多村镇，却不是靠农业本身，而是通过农村工业化崛起的。当时的农村工业化主要包括苏南的乡镇企业和浙江、广东的私营企业两种模式。华西村和大邱庄这些集体经济发达的典型都属于乡镇企业模式。当时我国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变，而国民经济整体仍处于前工业化阶段。由于计划经济形成的长期物资短缺，市场仍属于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状态。由于市场自由化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发起。一方面由于巨大的市场需求，一方面还没有来自城市国有企业的竞争，沿海农村的乡镇企业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白手起家而迅速崛起。而这些乡镇企业所在的农村也通过农村工业化而富甲天下。如今，我国整体上进入了工业化中后期，各种商品的全面过剩，加上内需持续不振，基本的买方市场态势和城市大资本的强大，农村已经彻底沦为城市的附庸，这使得农村不可能凭自身力量参与市场竞争，打破目前的困境。也就是说，大邱庄、华西村当初靠农村工业化自发崛起的路径已经不可复制。农村要发展，农业要突破，必须依靠城市资本、技术和人才的投入，必须靠城市的带动。二、经济、政治寡头化的基本格局和趋势，注定了大部分企业不具备带动农村发展的能力，无法在现代农业投资上有所作为。我国政治经济寡头化的格局已经成型并且还在不断强化。经济领域，除去传统垄断行业以外，政府仍在利用手中掌握的庞大的金融资本，通过国企进行资本运作，进行各种控股、兼并收购活动，从而垄断了大部分资源和市场，使的其他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难以成长壮大。而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主要源于以央行超发货币和政府主导投资为动力的企业数量和规模的扩张，而非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生产效率的提高。这种发展模式一方面不可持续，另一方面，使得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只能在政府和国企的夹缝中艰难生存，只能靠尽力压低员工工资和福利来获取利润，而没有能力和动力通过产品研发和品牌经营获取产品或服务的附加值。至此，中小企业的成长空间已经非常狭窄。加上农村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农产品流通体系涉及的众多环节及其利益掣肘、农产品品牌经营需要的巨大投资及其市场风险，使得大部分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没有能力担当投资农业，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任。因此，和中国目前政治、经济寡头化的趋势一致，少数实力强大、背景深厚的大企业集团将成为今后投资农业和农村的主体，而未来的农业，将是少数几个农业大财团独领风骚，其他中小农业企业和农民的合作社、小农经济沦为配角的共存局面。其中，有能力在农业投资领域大有作为的只有四类企业：1、大型连锁超市；2、政府支持下负有战略控制农业的大型国有农业企业；3、大型连锁餐饮企业；4、拥有核心技术或著名品牌的中药制药、食品饮料生产加工、生物质新能源开发企业。其他企业要想投资农业，也必须在这四个领域里做文章。三、通过土地集中实现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的条件已经成熟，城市资本中将掀起一场到农村圈地的热潮农村的发展，首先要靠农业的突破。以城市资本、技术、经营管理整合农村土地资源，通过土地集中实现规模经营和农业产业化；通过资本和技术、智力的密集投入最大限度提高单位土地的产值和利润。在这条道路上，农业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增长空间。可以说，目前的农业和农村，正面临着一场新的革命！这次革命，将以农村土地的大规模集中、城市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向农村的大规模投资、农业产业化、农产品品牌化以及农业科学技术的应用为特征。实际上，对“农业革命”的呼唤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但“农业革命”至今尚未到来。这是因为任何变革总是需要许许多多的条件，而这些条件都是逐渐具备或成熟的。农业产业化的变革迟迟没有到来，一方面是因为条件尚不成熟，另一方面，这个呼唤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条件逐步成熟的过程。重庆目前的城市化运动和户籍改革，就首先催熟了变革的大部分条件，从而让中国农业的第三次巨变呼之欲出。这些条件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第一个条件：土地的自由流通与大规模集中单纯从土地流通的角度看，最有利的制度当然是土地私有制。但这种制度目前不可预期，次优的选择便是土地国有前提下的使用权流转。在这方面，国家已经开放了制度空间。特别是重庆与成都城乡统筹发展改革实验区先行先试的权力，提供了全国最优的制度条件。在中国现有的政治环境下，投资者要从农民手中大规模集中土地必须通过政府，而具体方式不一，包括土地转租、土地入股，还有就是重庆市现在正在进行的以农村土地换城市户口的户籍改革。这场户籍改革目前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具体的操作方式已经在媒体上炒的满城风雨。媒体的批评是从道义和法律的立场，但如果单从实用主义的立场，这种操作方式恐怕是最为快速有效的，也是最符合实际的，而其中所蕴涵的精神实质，实际上也是整个中国取得经济奇迹的奥妙所在。重庆目前进行的城乡统筹发展改革实验，推动了各区县政府以空前的热情招商引资，协助投资商从农民手中流转土地。据重庆市政府网站，截至年底，流转入城市工商企业的土地达万亩，占到流转总面积的近20%。截至年第一季度，全市累计流转土地达到.5万亩，占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33%。全市土地规模经营面积累计达到.4万亩，农村土地规模经营集中度达24.4%。而目前以土地换户口的户籍改革，也已经开始在各地方政府手中储备未来可通过置换进一步集中的耕地。根据重庆市的规划，到年要让全市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以上。这意味着在10年内，将有万农民转户进城成为“新市民”。以重庆市农民人均耕地1亩计算，10年内可从农民手中流转出可以直接承包的耕地万亩左右。这种土地流转速度得益于重庆的快速工业化，是其他地方不可比拟的。而土地的大量流转与集中，为城市资本大规模投资农业，进行产业化经营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第二个条件：城市化土地的大规模集中和农业产业化，必须伴随着相应的城市化以吸纳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并为农产品提供足够的市场，否则便无法进行。重庆要进行土地集中，在城市化方面的条件是中西部任何一个城市无法望其项背的。不过，真正为这次农业变革提供决定性条件的并非整个城市化本身，而是城市化的某些具体内容。其中第一点，便是城市化的速度与规模。农业产业化的变革要求耕地必须能够迅速、大量地向城市资本集中而不是缓慢地自然演变，这就要求城市工业与服务业的规模和规模扩大的速度必须能够为转移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足够的，且相对于现在的农业劳动更具吸引力的就业岗位。就全国而言，目前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这是因为中国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已经发展到顶峰，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潜力释放殆尽。而受制于财富分配的不均，服务业不可能取代制造业成为提供就业岗位的下一个主力。即以目前的农民工群体而言，制造业的窘境和越来越微薄的利润不可能改变他们工资微薄的境遇，加上城市生活成本的高昂，中国的绝大部分城市现在和过去没有，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仍然不可能为在城市打工的农民提供一个安身立命之所。也就是说，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不可能转化为真正的市民。即使放开了户籍政策，农民工们也没有放弃农村土地成为市民的意愿。全国整体上的不可能，并不排除局部地方的可能。重庆作为西部地区的一个特大城市，其自身的一些独特优势为当地农业产业化的变革提供了条件。重庆作为西部的中心城市和经济发展的龙头，不仅获得了中央大量的投资和转移支付，更获得了大量其他地方无法获得的政策扶持。两江新区、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和西永保税区的设立，使得重庆成为唯一一个地处内陆的“沿海”对外开放城市。它一方面拥有沿海特区所有的政策优势，同时又拥有沿海正在失去的劳动力、土地和原材料成本优势。再加上便利的航运条件和雄厚的工业基础，重庆能够迅速为承接沿海内迁的制造业和海外投资形成必要的物流配套和完整的供应链。这使重庆在招商引资方面的优势无可匹敌，它在工业化和城市化速度上甚至比天津更为抢眼。而这种庞大的城市规模和飞速的扩张速度，为本地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就业机会同样重要的，是这些就业岗位所能提供的待遇、城市的社会保障以及生活成本。重庆的城市化，仍然以低端制造业的规模扩张为主，不可能为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大量劳动者提供可以维持明显优越于现有农村生活水平的工资收入。而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巨大的生存压力和薄弱的社会保障，使得以放弃农村土地为代价的城市户口对当地的农民并没有吸引力。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难题，重庆概莫能外，而且相对于沿海城市，重庆在这方面更是处于劣势。要解决这一难题，如果不考虑政治成本，重庆目前采取的动用行政力量强行推进“农转非”的方法是可以迅速见效的。但考虑到长远的效果，还必须要有其他配套措施来解决根本性的问题。这些措施包括城市的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和户籍改革配套的“农转非”市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旨在控制和降低食品物价的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如今，这三个方面的措施都在推进中。这些措施的推进，都涉及到利益关系的调整，难度极大，没有背景深厚的强势领导人主持，是不可能完成的。而在这方面，重庆的优势绝对是得天独厚。总而言之，虽然不能大幅提高工资，但可以通过最大限度降低城市生活成本和提高城市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水平来吸引农民转户进城。这种吸引力和行政强制推进农民转户的手段相结合，一软一硬，一拉一推，前有胡萝卜，后有大棒，必将为农业的这次巨变腾出大量的土地。城市化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为大规模生产的农产品提供足够的市场。特别是果蔬、花卉苗木和禽畜肉蛋等农产品，受制于其储存和运输的成本，一般以在当地销售为佳。大规模的农业生产，需要靠近特大城市，才能获得足够大的消费市场。因此，这样的农业变革，需要是在特大城市周围才有可能，而重庆正符合这样的条件。
第三个条件：金融业迅速发展，房地产暴利时代接近尾声，大量过剩资本需要寻找出路。随着沿海发达地区先后进入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阶段，以及工业品的过剩，市场上积累了大量过剩的金融资本，金融业迅速发展，投资需求旺盛。房地产业的暴利时代，为剩余资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投资渠道，吸引了城市大资本的注意力，从而使农业投资至今尚未掀起高潮。房地产价格的连续快速上涨有赖于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联系到目前经济转型的困境和依赖超量发行货币扩大政府投资推动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以及政府对房地产价格畸高带来的政治成本的承受力，尽管或许还会上演最后的疯狂，但也基本可以判断，房地产的暴利时代已经接近尾声。而房地产暴利时代的结束，将使大量的资本从这一行业退出，需要寻找新的投资渠道。由于耕地日益减少，城市不断扩大，农产品价格今后将长期处于增长态势。加上目前农业生产的低效意味着农业存在很大的增长空间，届时，大量可集中的耕地，将成为一个很好的投资领域。因此，可以说，房地产暴利时代的即将结束，意味着农业投资高潮的即将到来。四、资源的高度集中，使政治对商业投资越来越起决定作用随着局势的发展，出于“稳定”和社会控制的需要，目前，政府一方面直接控制了大部分社会资源，一方面通过国有企业和官方背景的“私人企业”垄断了大部分经济资源。不仅是在传统垄断领域，目前即使是一些充分竞争性领域，也越来越成为国企的天下。目前的农业投资领域，这种趋势就非常明显。以重庆为例，重庆市政府通过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渝惠食品集团和粮食集团三大国有农业企业，控制了从生产基地到销售终端的整个农业产业链。农垦集团作为重庆最大的农业企业，凭借政府支持下雄厚的金融资本，一方面大量直接投资进行农业基地和农产品销售终端建设，另一方面通过资本运作，大量兼并或者控股各种种养殖和食品加工企业，农业垄断集团的地位已经隐隐成型。渝惠食品集团则跟华西村合作，着手打造遍布城乡的三级农产品流通体系。从年开始，渝惠集团在重庆全面启动了“三级农产品市场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在主城建一级农产品批发市场，区县建设二级农产品产地批零市场，城市社区、乡镇、村社建三级终端市场，从而控制了整个农产品流通环节。按照市政府的要求，今年渝惠集团将分别动工建设东、西两个一级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其中西市场———双福国际农贸城将成为重庆乃至整个西部的农副产品集散中心，东市场已选址渝北农业园区，并通过控股观音桥农贸市场，将其整体搬迁至渝北，扩建成另一个一级农产品批发市场。区县二级食品批发市场，部分已开工建设。三级终端零售市场方面，依托渝惠集团所属的重客隆连锁超市而建设的三级零售终端市场已全面启动。此外，渝惠集团又重新启用了“人道美”这一老字号品牌，以标准化菜市场、肉菜小店、流动菜市场的方式无缝覆盖整个城区。在农村，3年内，重庆每个乡镇将至少有一个改建或新建的标准农贸市场。政治经济的日益寡头化，社会资源高度集中在政府手中，分配资源的权力高度集中在官员手中，无论是现在还是可预期的未来，对于企业和企业家来说，“政治身份”将决定发展空间，“政治地位”将决定资源获取，“政治正确”将决定最终成败。首先，拥有“国有企业”的身份将在市场竞争中占据绝对优势。虽然现在的民营企业家也非常“讲政治”，积极进行各种社会慈善、公益活动，争取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身份，但这种身份的获取只是民营企业之间的竞争，只能获得民营企业之间的相对优势，而无法改变相对于国企的劣势。也就是说，在资源还将继续向国企集中的趋势下，只要改变不了私营企业的身份，目前这种范畴的“讲政治”实际意义有限。不过，目前还没有哪位企业家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和胆略，进行超越于目前这种“讲政治”范畴的政治运作。
现代农业投资指导思想一、流通体系经营在买方市场的基本态势下，商业投资成败的关键不在于生产，而在于销售。在农业产业链中，农产品及其工业制成品在城市的终端销售价格很高，而农民出售初级农产品的价格却很低，价值链中的大部分利润都被流通环节攫取，而风险却几乎全部由农民承担。农民在农产品的市场竞争中几乎处于任人宰割的绝对劣势地位。而城市的中小资本投资农业，由于无力把控流通环节，其境遇相比农民也好不了多少。因此，谁掌握了流通环节，特别是终端销售市场，谁就是农业产业链中的主宰者。如今，像永辉超市这样的市场终端，纷纷建立自己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实现农产品从产地到终端的直销，这种模式无疑是最理想的农业投资形态，获取了农业产业链中的几乎全部利润却又把市场风险降到了几乎为零的地步。可以预计，今后的农产品流通市场将由少数农业大财团掌控，除了永辉这样的超市以外，渝惠食品集团这样的国有企业可能将成为农产品流通体系的主导者。就像铁路、电信、石油和电力等部门一样，一旦流通体系建设完成，即使单凭其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也能将所有的潜在竞争者排斥在市场之外。因此，对于有意投资农业的大企业来说，首先要致力于经营农产品的流通环节。趁现在的国企尚未最终确立对农业流通环节的垄断地位，应积极通过直接投资或者参股、控股、兼并收购的方式参与农产品流通体系，特别是终端销售市场的建设。从而确立自己对于农产品销售渠道的控制力或者影响力，提高对自己农产品价格的定价权。目前，对于实力较为雄厚的民营企业来说，这样的空间仍然存在，但可能不会持续太久。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二、政治资本经营在中国的一切资源向政府高度集中的背景下，一个有着宏大抱负的企业家要实现自己的抱负，花在政治上的精力就不应当少于他用在商业经营管理上的精力。这种精力的花费并不仅仅是指和官员之间的应酬以及参加一些官方的活动。因为这种活动的必要性都已经被大家充分认识，并且每一个商人都在这方面苦心经营，而大家都已充分认识其重要性并且都努力去做的事情，往往难以出人头地。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结果，也只不过是相对于其他的民营企业取得一定的竞争优势，但相对于国有企业的劣势仍然无法改变。而真正对民企的长远发展构成威胁的，实际上还是国有企业。因此，进行政治资本的经营，应当超越于目前的参加慈善活动、争取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身份的范畴之上，通过巧妙的运作，使自己的企业，或者自己所运行的项目，具有某种特殊的政治象征意义，成为政府或者其官员所要竭力树立并扶持的一个样板和标杆。将自己企业或者项目的成败与政府的荣辱，官员的政绩，乃至政权的合法性捆绑在一起，使政府爱不释手，至少也是欲罢不能。更进一步地，最好还能使自己的至少是部分产业获得国有企业或者是集体企业的身份而又不丧失自己对于企业的控制；或者使自己获得体制内的身份，由一个民营企业家变成国有企业的官员；再或者在体制内培植代理人。这是因为，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生态下，对资源的所有权还远没有对资源的实际支配权重要。三、品牌经营土地集中、资本投资和农业科技应用的必要性早已被大家充分认识，但农业的品牌化经营却仍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正是品牌经营，才是在农产品市场竞争中制胜的关键，也将是投资于农业的企业崛起的秘诀。和工业产品不同，当前的农产品市场虽然也有高低档之分，但举国罕有深入人心的名牌产品和名牌企业。特别是号称绿色生态的高档农产品，鱼目混珠，良莸难辨，根本没有令人信服的名牌。现在的农业企业，往往把重点放在了农产品的品质本身，在种养殖的技术环节下功夫，而对于品牌经营则投入不足。由于当前的市场环境里掺和了太多非市场的因素，不可能展开真正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农产品的流通环节多，把持了农业生产的大部分利润。无论是小农还是一般的农业企业，都无力掌控流通环节，也难以应付当地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加上农业投资周期长，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大，在当前农产品总体供应充足和结构性过剩的情况下，那些没有品牌优势，又不掌握流通环节的农业企业面对市场风险就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通过品牌经营打造名牌农产品，一方面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保证产品的顺利销售，从而大大降低市场风险。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品牌本身拥有的巨大无形资产，提高对于流通环节的话语权和谈判能力。通过大大提高农产品价格，为补偿和安置失地农民提供足够的利润空间。吴小平的葡萄，就是通过品牌经营获得成功的最佳范例。由于我国目前社会诚信的缺失，同时具备崇高的公信力和巨大影响力的品牌形象极其稀缺。一个这样的品牌，需要巨大的投入和长期的培育，时间和金钱，二者缺一不可。四、以高附加值农产品为生产对象考虑到对放弃土地使用权的农民进行补偿与安置的需要，要实行大规模和可持续的土地流转与集中，必须使集中后的土地单位面积产值大大超过集中前的水平，并且所种植作物应适合需要较多劳动力的精细生产方式，从而可以保证以下几点：（1）投资者能够安置大部分由此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或者能够负担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的社会保障费用的一定比例（农业企业、农民工就业单位、政府分摊）。（2）失去耕地，转化为农业工人的农民每年所得到的补偿（租金或股权分红）加上其务工收入不低于土地流转前的收入并且还有所提高。进城农民获得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加上其务工收入能够保证其生活水平高于农村。（3）这种补偿、保障及务工收入要能够随着物价水平的上涨不断提高并且有长远的保障。（4）在支付给农民相应的补偿之后，投资者仍可以获得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利润。除了少数地方具有特别优势的某些粮食品种以外，要做到使集中后的土地单位面积产值大大超过集中前的水平，集中后的土地就不能用来种植粮食作物，而必须种植单位面积产值远高于粮食作物的果蔬、药材以及其他经济作物，或者进行禽畜鱼类的养殖。不仅如此，还必须通过高超的市场营销手段打造著名品牌；通过农业科技提高产品品质并开发新产品、特色产品；通过观光旅游农业进一步提高单位面积土地产值。这样，一方面通过粮食作物改种经济作物的种植结构调整提高土地单位面积产值，一方面通过品牌经营、产品品质的改善、新产品和特色产品的开发、观光旅游农业等最大限度地提高产品附加值，从而实现单位面积产值的极大提高，为安置和补偿失地农民提供利润空间。总而言之，如今的农业投资战略，应以城市化为动力，在大城市周边布局；以建立流通渠道为手段，从而整合价值链，扩大利润空间；以品牌经营为核心，从而提高附加值，增强竞争力。以上战略需要三大要素，第一是品牌，第二是资本，第三是政治支持。
农业投资主体应当具备的条件？
